曾有研究者从老年人对广场舞的执迷中分析出集体主义特质，认为“当代的广场舞现象是一种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借助广场舞这一形式框架重构其集体主义理念的过程”，是一种“底层民众重返他们熟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与表达形式”，他们“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不相信什么，最相信的是大家在一起”。
26日下午，尚品燕园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常接到广场舞噪音扰民的居民投诉，也已多次前去制止，但收效甚微。“中高考期间，我们拉过禁止跳广场舞的条幅，110也来过。”此前他们也曾想过重新向喷泉池注水，但工人因此被跳广场舞的老人骂了。而对于执著于将音量放大的行为，一“舞团”成员的解释是“追求集体氛围”。“再说队伍有先来的后来的，后来的提高音量，先来的会跟着提高，要不自己队伍就跳乱了”。
早在2014年，即有媒体提出“中国广场舞大妈占领地球”的说法，随后而来的妖魔化和污名化舆论倾向随着越发增多的负面报道看似坐实。25日晚间，已在槐荫区华联广场跳了七八年广场舞的郑莹踩着高跟鞋回家，附近营市东街56号院的老高则正在楼下等他的儿子，年轻人嫌广场舞吵，已干脆在外面躲到很晚才回来。
谁能给大妈找个舞场
包括街道办事处、基层派出所和广场管理部门等在内，个个无法可依，的确让广场舞的监管陷入循环往复的尴尬。常年与广场舞的“斗争”几乎也让李鑫成了个中专家，他专门写了一份《整治生活噪声规范条例》给各级信访部门，希望督促学校和机关单位等场所夜间开放，便于市民休闲健身。在他看来，场地不足正是让代际冲突激化的原因。
陈莉他们也愿意聊这个。与很多新建楼盘一样，他们小区里也没有像样的健身广场，他们才自发地聚集到党杨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时间久了渐至如今的规模。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山东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8平方米，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不对外开放，这与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6平方米和19平方米的数据相距甚远。
2016年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中提到，“新建学校和有条件的学校应对体育场馆区域进行物理隔离改造，在教学活动之外的时间向社会开放。推进企事业单位、公园等符合全民健身需求的公共场所对全社会开放”。这与“斗争”双方诉求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