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
下班后,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在门口点盏灯,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直至半夜。到了浇水的季节,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该收获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至少要走两里路,万一碰到下雨,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
“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但她不愿意。“宁可我自己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最后成了流浪儿,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
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她咬牙撑了下来。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那时,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家里添置了煤气灶,但没有油烟机,墙壁被熏得发黑。
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陆阳会骑着自行车,到村口接送母亲。放学后,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摘棉花、拾花生。
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债务越滚越多。
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想办法打工。辍学之后,他去搓面条,做服务员,到厂里打螺丝,研究过跑腿送外卖,“哪个钱多做哪个。”去年的时候,他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极少,“因为太累了。”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腿不是我自己的腿。”手上被磨出了老茧,他还是挺了下来,“我们得接受现实,该吃的苦还是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