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青春期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被老师请了家长。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走一路哭一路,“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一下子就成熟了。”
从那之后,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感到委屈时,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得赶紧长大,照顾我妈妈。”
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现在被搁置在墙角。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把家撑起来
要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把腿摔断,不得不在家休养,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间客房,长期甩被子、换床单、刷马桶,她的肩膀、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总是贴着膏药。即便气力耗尽,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
为了加班方便,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水泥墙壁光秃秃的,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天稍热,就像进了微波炉,透不过气来。”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她近两年才学会骑,车技还十分不熟练,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路上要耗费更久。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要从家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