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觉得，女儿的胆量与父亲的陪伴密切相关。0-6岁是孩子宝贵的心理安全期，爸爸的角色是坚强的，是把孩子举高高放在肩头，应该是孩子心中的“奥特曼”。

但田野3个月大的时候，爸爸便去了江西，一年回家两次。因为父亲的缺席，刘月两岁的时候，还不会叫爸爸。

陪伴是奢侈品。外出务工，是支撑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再回顾孩童时代，受访者多半对当年的留守无意识，“当时都这样”“爸爸是出去挣钱了”。

但还是有什么东西烙下了，父亲的寡言、少年期的怅然若失，统统装进了记忆的黑匣子。

自卑，王冰波再剖析时，觉得缺乏父亲陪伴以及父亲的沉默是最大的原因。

记事起，一年难得回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会“为钱吵架”，不吭声，也不会哄。让本来就促狭的在家日子，留下一道道空白的印子。

父女的互动也是稀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父亲没张口问过。那时，王冰波羡慕“别人家的爸爸”。“前面的一个大爷，特别健谈，会跟自己闺女说这说那。”而对自己父亲，“总是感觉有距离感”。

到高中了，王冰波不敢和男生对眼，读大学的时候，干脆钻进图书馆，远离社交。“以后不能找我爸这样的。”她和妹妹暗下决心。

刘明福把人生的转折点认定在初中。“如果顺利度过了，就平步青云了，度不过去那就‘拉稀’了，下学打工。”他属于没度过的那一类，叛逆期逃学、打架，半点风声也没让家里知道。

如果当时父母都在身边，是否会是另一番情境？他的语调一下子低了下来：当时年纪小，都不懂，大了以后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了。反正都已经定型了。他停顿了一下，“父母在家，也不一定能上大学的，当然不在家的话，也不一定说上不到大学，都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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