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玉英作为第一代外出务工者，给尚在高中的儿子经常唠叨的就是，“你看我没文化，就只能出去打工，天热就在外晒着，一天能挣多少钱。还是上学好，以后能坐办公室吹空调。”

他们都希望，下一代，能跳出循环往复的圈子。

王冰波小时候，家里房子漏水，刮风下雨天，姐弟三人就往外舀水，咯咯吱吱的木头门在雨水中泡得肿胀。刘明福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吃粮紧张，还需要姥姥送麦。

现在的留守孩子，已不用经历父辈的那种苦涩，但仍然重复着相似的流动轨迹。

王冰波和刘明福所在的瓦屋刘村，正是程楼乡中心，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交叉，形成了一个忙碌圈，中石化加油站、顺丰快递、京东家电在大道上延展着城市的触角，各类五金门店、化肥种子店收集着不少客流，熟食店、各类超市也是齐备的。

30年前，葛玉英们去建筑工地掂泥，去新疆种地，到了年轻一代，大多走进工厂，在时代发展最前沿的流水线上工作。工资从一天几块，涨到一天几百块。

有钱了，回村子里盖起敞亮的二层小楼，每年春节，在新盖的房子里待两个周，把孩子留下，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离开。

潘璐表示，农村人口的城乡流动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30年的蓄积与生发之后已经由最初的一种特异性的经济行为演变为席卷并渗入中国农村社会的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成长造成的负面效应正不断累积，通过代际循环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人口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

好在，新的趋势正发生。

走访过多地调研的中南大学讲师雷望红说，二代农民工挣钱能力还不错的情况下，与子代的互动要比上一辈要密集。此外，由于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更多农村家庭倾向于将年轻女性留在家中照顾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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