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陈思宇已经8岁，陈诗媛6岁，但在做母亲上，代凯仍旧是个新手。这8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她在浙江、苏州打工，少有的相处时间里，他们还是只知道吃奶、哭叫的婴孩。

转眼长大的孩子，让代凯有些措手不及。在苏州，她和同在一个工厂的丈夫可以无拘无束，周末的时候，逛逛吃吃喝喝，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回到村庄，则要真切地面对自己的孩子。一道道数学题、拼音、写字，摆在她和儿子的眼前，她还要再过一遍曾为作业头疼的童年。

被代凯摁着做完两份试卷，陈思宇再也坐不住了，“行了吧”，他跑出去偷玩手机，被发现免不了一顿训。

他挺着肚子，噘着嘴，带着哭腔，用手指着代凯，“凭什么你能看手机我不能看”。随即，他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比，转身走进屋里，丢下一个“哼”。

有着留守经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如何为人父母”的考验，潘璐认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们的社会化过程。

相较于第一代留守儿童，有学者指出，大多数留守二代在襁褓之中（婴幼儿时期）就进入了留守状态。由于婴幼儿时期父母的缺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替代，导致他们心理和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父母的认知方面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这是对两代人的考验。

▲刘月抱着女儿田野。新京报记者景如月摄

跳出圈子

平日里，代凯说话直接短促，也有一瞬，生活的万般重压都涌上来，她微微叹了口气，“现在不上学就像是不识字的文盲”。初中毕业后代凯去苏州打工的电子厂已经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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