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5000信筒 邮寄信件中家书不到十分之一

“见字如面。”又到了年根儿底下，多年前这个时候，远方的亲人捎来一封家书，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期盼，邮递员在这个时候也成了“最可爱的人”。时过境迁，在通信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写信的日子早已离我们远去。再过两天，手机会空前繁忙，拜年的信息、群里的红包，都会接踵而至。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有多久没从书信上读过节日问候了？记忆里让人倍感亲切的“邮政绿”信筒，是否早已让你视而不见了？

信筒·故事

开筒员：一早上只取回11封信

上周五，北京晨报记者骑着自行车，跟随东四邮局开筒员杨明轩去取信，老杨负责整个东四邮局片区，骑自行车一圈8公里多，分布有9个信筒。早上9点准时出发，从东四邮局往东顺着朝内大街不远，来到第一个信筒。老杨打开箱门，里面空空如也。关上箱门，他从自行车上取出掸子，上下左右把信筒擦拭了一遍。“甭管有信没信，我们要求逢筒必擦，做好保洁。”骑着自行车再来到朝内南小街，打开第二个信筒，仅一封信件孤零零地躺在偌大的信筒里。

9个信筒都开了一圈，用时大约一个半小时，老杨取回来11封信，其中有4封是明信片，其余都是发往单位的信函。将取回的信盖戳销票后再分类放好，等待中午投递；下午4点，再开第二遍信筒。

“最开始刚干开筒员的时候，信是真多！”2001年，老杨来到东四邮局当起了开筒员，那个时候东四邮局辖区共有21个信筒，早上8点半就得出去，经常在开了第二个信筒时，报兜子就装满了，不得不返回一趟把信送回邮局。“越是到年底，家书和明信片都多，最火的时候一开筒呼啦啦兜子就满了。”

老杨说，十几年来信件是每年都在减少，类别也在发生变化，最初大部分都是家书，后来商业函件和明信片增多，家书逐渐减少。2012年，随着中央“八项规定”严禁公款寄送贺年卡、明信片之后，开筒取出的信件更是“少得可怜”，自行车上的报兜子再也没有鼓鼓囊囊过。

王府井邮局的开筒员李鹏，干这行12年了，他还记得，“在业务量最多的时候，打开信筒，信件哗哗往下掉。”但最近几年，经常打开信筒没有信件，还总是发现有人拿信筒当垃圾筒，一打开信筒里面全是餐巾纸或者雪糕棒。

投递员：上世纪80年代“夹道欢迎”

朝阳区水碓子邮局主管投递工作的副局长宁建干了30多年的投递工作。1978年，高中毕业的宁建被招到朝阳邮局当投递员，负责安定门外到德胜门外的信件报纸投递。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是老式水泥浇注的圆形信筒。那个年代，因为通讯手段单一，来来往往的信笺几乎成了百姓和外界联络的主要工具，每天都得有二三百封信，再加上报纸，报兜子总是装得满满的。由于邮件量太大，开筒员每天要开三回。

从安外到德外，宁建每天给居住在这一片的居民送报纸信件，一干就是4年。那个时候，老百姓特别认可邮政投递员这份工作，一来邮政和铁路一样都是“铁饭碗”；二来邮递员来了，老百姓盼着的家书也到了，尤其是每年11月底至次年1月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书。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9点左右和下午四点来钟，宁建都会准时出现在胡同口，按例会“喊报、喊信”，比如“人民日报来啦！”这时候，家家户户的人都出来了，等在家门口翘首以盼，或者招呼他“有没有我家的信？”宁建每天也会受到两次“夹道欢迎”的待遇。

在此期间，宁建转岗到营业部门，几年后又回到投递部门担任管理工作。他记得大约从2000年以后，家书数量就开始逐年在减少。据北京邮政部门2004年统计，当年“家书”类的私人信件大约只占到25％，市民收到的信件中四分之三都是各种信用卡对账单、保险单、商场的打折广告等商业信函。现在，打开信筒，几乎都是公函、商业信件，家书还不到十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双十一”过后那数量猛增的电商包裹。

营业员：常见大学生不会写信

上世纪80年代，陈兰颖上高中，学校门口有一个铸铁的大信筒，是她对邮局最初的印象。1994年，陈兰颖进入东四邮局做营业员。刚上班的时候，带她的师傅就告诉她，经常会有不识字的客户来寄信，营业员有时候还要帮忙写封家书。结果，等她“独当一面”后，却发现不识字的人几乎没有，倒是经常会遇到大学生来寄信时，提笔写信常犯愁。

比如不知道写信的格式，经常出现家庭信息不详、收件人姓名写错、收寄件人位置写反的信件，这种信件一般都无法发出。所以每次她在收信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一一确认信息是否正确。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贴邮票，他们经常会遇到邮票正面贴一张，背面贴一张的信件，这种信件，通常都会当作“欠资”处理，退回寄件人。

在东城区“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中，东四邮局就在周围的史家小学、北新桥小学、交道口小学开展了“书信进校园”的活动，带着孩子体验寄信。去年12月，东棉花胡同幼儿园还主动与邮局取得联系，邮局职工将“书信进校园”活动带到幼儿园，教孩子亲手做贺卡、写信封、贴邮票，再通过邮寄的方式，给父母送祝福。孩子们排着队寄信的场面，被陈兰颖拍了下来发到了朋友圈，引来无数感慨。

集邮家：从信件上集邮才有乐趣

说到集邮，崇文集邮协会会长鄂文江在邮迷里有大批的“粉丝”，他不仅有着64年的集邮史，而且是《丙申年》特种邮票首发日纪念戳、邮资机宣传戳的设计者，也是丁酉年“大吉大利”生肖主题邮资机戳设计者。

今年80多岁的鄂文江老先生，从1953年开始集邮，从事纪念戳设计也有30多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的邮友给他寄的信件每天都有二三十封，到现在，他三四天能收到一封信。鄂老说，信件有着寄件人的心意在里面，是微信、电话所比不了的。这些年的信件，他都精心收藏了起来。

从集邮来说，对于传统的信件他也有着特殊的感情。“最早集邮时，都是从信封上找邮票。”集邮的人对于邮戳的位置非常讲究，要求位置正、清晰，盖住邮票左下角四分之一。如果能遇到信封整洁，品相好、邮戳又正又清晰的邮票，那真是太难得了，简直“如获至宝”。而从信封上铰下来的邮票身价要次之，流通的自然封比作为商品的首日封又要珍贵。通过这种方式要想收集到整套邮票，相当不容易，对于邮迷的感受自然不一般。而如今几乎没有人写信，集邮的方式都是排队在邮局购买首日封，现场盖戳，虽然也是文化传承，但他认为已经失去了那份乐趣。

信筒

变迁

圆柱筒

早期的信筒是水泥浇筑的圆柱筒，2015年，长安街沿线更换“复古筒”，形状形似古老的落地圆柱形信筒，显现出厚重的历史感。

方形筒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邮政的平信邮筒，与现在的方形信筒最大的区别，底座是一根独立的柱子，而不是现在的两根柱子。（资料图片）

“黄帽子”信筒

1983年，北京出现了“黄帽子”信筒，信筒的顶部被涂了一层黄油漆作为标识，主要是搜集那些需要加急的信件。（资料图片）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琳/文 王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