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后劲不足，超前的政治模式阻碍了印度应有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建设，没有基本的治国能力，其他任何努力都举步维艰。印度想要弯道超车，依然按照过去“买办经济”的思路发展本国支柱产业，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显然是困难重重。很多发展阶段绕不过去的，莫迪改革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回头补课。
第三，“静态化”阶层流动深化社会不均衡发展。印度社会的城乡二元机制鲜明，城乡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经济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但仍然社会的许多角落依然残留着“封建”痕迹。种姓制度根深蒂固，高种姓以及新兴低种姓的宰制权贵在农村实际上过着大领主一样的生活，由一个家族支配一方水土，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真空的状态。
这样的基层生态，把印度分割为一个个小单元，缺乏广泛的认同感和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无法有效进行大规模的资源调配和整合。反映到经济上，印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有限，对工业部门的投入已经不多，再加上土地贵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又抽走一部分资本和政策倾斜，导致工业发展进一步减慢。地方和阶层的分裂现阶段体现出的基础设施缺乏即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工业要发展需要土地、劳力和自然资源，但土地贵族对土地、人口流动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阻挠了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发展瓶颈。
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不周@视觉中国
种姓制度的长期存在还使印度社会阶层断裂、贫富分化严重。广大底层民众缺乏上升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丧失了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身命运、争取幸福生活的欲望，社会各阶层流动相对固化，无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集群”，使“人口红利”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印度难以通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
莫迪改革未能回应印度转型难题
莫迪改革触碰到了“深水区”的结构性难题，并给印度社会带来了“雪崩式”的经济衰退，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莫迪改革未能找到印度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练“招式”，不修“内功”。前文提到印度对外部严重依赖，“买办经济”尚未断奶，难以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莫迪的改革措施并未回应这一经济结构性问题，印度仍然没有找到摆脱外部依赖的经济发展道路，没能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带来新的增量空间。只存在于个别城市且产业链条短小的外包经济，创造不出足够的经济发展推动力，难以支撑印度整体的工业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