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目前情况看，税收结构仍较复杂，各行业的商品服务税还未厘定，企业和居民还未熟悉新的报税流程，消费税上调带来的物价上涨冲击了国内消费需求，在税改中如何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横在莫迪面前的一大难题。改革缺乏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式的主观性改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干扰，税改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商业情况极度恶化，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糟糕水平。
同时，莫迪在政治领域展开改革，设立“转型委员会”以取代国家计委，并用“三年行动计划”“七年战略规划”“十五年远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计划。在原本的制度安排中，印度国家计委有权向各邦分配中央资金和批准中央的资本支出，从而积累了极大权威，依托强大的职业官僚集团，既可以抵抗来自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压力，也无需理会市场运行的逻辑，因此就发展出了一个严重影响政府行政的独立小王国。莫迪取消国家计委，意图打破“山头主义”从而加强政府集权，而这项目标明确的改革只是印度政治改革的冰山一角。
印度想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就要提供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劳动力，必须破除种姓制度对底层民众争取向上发展的束缚。同时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如征地、廉价薪酬、环境污染等，会引发群体性不满，印度的西方民主式政治架构会使政府被民意裹挟，工业化无法顺利推进。想要破除这种困境，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建立强政府。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则会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稍有不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引发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
改革“深水区”难以破解结构性危机
综合各项改革措施来看，莫迪改革意愿强烈且蓝图宏伟，意在通过提高印度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但是，莫迪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也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与之相应，诱发了市场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遭遇“雪崩”式衰退。目前，改革受到层层阻碍，进入“深水区”后遭遇发展瓶颈，难以破解印度社会的结构性危机。
第一，“买办型”经济结构缺乏内生增长动力。这次印度多项经济指标暴跌并非偶然，而是呈现出许多趋势性下行的征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印度社会存在一种倒挂式的经济发展现象，农业和工业都是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服务业却十分发达，而且越是高端的服务业显得越是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