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发现问题的数量、严重程度，问责不同级别的官员，并且一一对应，既明确又具体，不留回旋的余地和可操作的空间，这样的问责方案传递出的态度和趋势令人期待。“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某种角度上说，量化问责何尝不是一种绣花精神的体现？这样的绣花精神和智慧多多益善。
据9月3日《北京日报》报道，环保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其6个配套方案，其中量化问责是一大亮点。比如，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的，发现2个问题将问责副县（区）长，4个问题问责县（区）长，6个问题问责县（区）委书记；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排名，排名后三位且改善目标比例低于60%的问责副市长，低于30%的问责市长……
近年来，中央在环保领域倾注的力量、治理的力度有目共睹，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各地掀起的治污问责风暴亦成效斐然。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等8个省区，约谈2000余人，问责3000余人。过去一年中，各地因治污不力问责领导干部的情况不时见诸报端。
如此现实语境下，环保部及京津冀地区在大气污染治理中首创量化问责，体现了社会治理迎难而上、直面问题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意识和能力。
时下，有几个词蛮流行——标准、精准、细化，在上述有关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的方案中，不难发现这几个词的影子。根据发现问题的数量、严重程度，问责不同级别的官员，并且一一对应，既明确又具体，不留回旋的余地和可操作的空间，这样的问责方案传递出的态度和趋势令人期待。“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某种角度上说，量化问责何尝不是一种绣花精神的体现？这样的绣花精神和智慧多多益善。
一方面，量化问责让问责更具直观性和标准化。标准不明确，各地问责的尺度、力度和范围就可能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甚至可能造成问责的混乱和不公。而把标准摆上台面，公开透明，问责的人有据可查，被问责的人更容易心服口服。当然，量化问责的标准是否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另一方面，量化问责除了问责，更是一种震慑和倒逼。用明确具体的问责标准，震慑那些不想真抓实干、试图蒙混过关和得过且过的地方领导干部，进而倒逼他们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上更加用心、走心，尽职履责，积极作为。换句话说，问责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问责的规矩和制度就在那里，白纸黑字，“利剑高悬”，就看地方政府和官员如何选择和作为。
应该看到，此番量化问责目前来说仅限于京津冀地区，且限于大气污染治理层面，但其传递出的问责标准化、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思路和理念，值得学习和推广，并且是较具现实针对性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在行政问责领域，还有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比如问责程序不规范，标准不统一；向谁问责、问何种责，各地往往自己说了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问责“雷声大雨点小”，一些官员被免职之后迅速复出甚至有所升迁；一说问责，各部门便纷纷表态“与我无关”……
量化问责不能包治百病，但其作为一种地方探索和创新，可以为整个问责体系的建设，为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法治化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我们期待它能够有序、有效、科学地运行和落实下去，更期待它在更广范围内、地域内、领域内的示范效应，比如食药监领域、安全生产领域，比如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其它环保领域。而最终的目的，是敦促更多的地方政府权责明晰，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运行，造福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