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量化问责除了问责，更是一种震慑和倒逼。用明确具体的问责标准，震慑那些不想真抓实干、试图蒙混过关和得过且过的地方领导干部，进而倒逼他们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上更加用心、走心，尽职履责，积极作为。换句话说，问责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问责的规矩和制度就在那里，白纸黑字，“利剑高悬”，就看地方政府和官员如何选择和作为。
应该看到，此番量化问责目前来说仅限于京津冀地区，且限于大气污染治理层面，但其传递出的问责标准化、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思路和理念，值得学习和推广，并且是较具现实针对性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在行政问责领域，还有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比如问责程序不规范，标准不统一；向谁问责、问何种责，各地往往自己说了算，“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问责“雷声大雨点小”，一些官员被免职之后迅速复出甚至有所升迁；一说问责，各部门便纷纷表态“与我无关”……
量化问责不能包治百病，但其作为一种地方探索和创新，可以为整个问责体系的建设，为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法治化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我们期待它能够有序、有效、科学地运行和落实下去，更期待它在更广范围内、地域内、领域内的示范效应，比如食药监领域、安全生产领域，比如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等其它环保领域。而最终的目的，是敦促更多的地方政府权责明晰，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运行，造福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