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丹君律师以淘宝平台为例分析称，按照淘宝在用户注册时要求签订的《淘宝服务协议》的约定（一旦产生纠纷，您与淘宝平台的经营者均同意以被告住所地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异地的淘宝用户如果与淘宝网店发生纠纷，要想维权必须到对方的所在地法院发起诉讼，其过程非常不方便。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让其维权不必再千里迢迢奔赴杭州，所有程序在网上完成即可。因此对于异地淘宝用户来说，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无论是便利性和专业性都是有利的。”吴丹君分析说，有了这些优势，想必双方当事人也无需再提管辖权异议。
方超强也认为，此类涉网案件往往技术性强，与新型互联网商业模式深度关联，纠纷性质存在争议，而且没有在先判例，现有的法律法规又比较模糊，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对于案件理解的不同，都极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通过专门管辖的方式，确保裁判法官的业务水平，确保‘同案同判’，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举措。”方超强说。
电子证据和数字存证的新机会
对于互联网法院，有人看到了争议，有人则看到了机会。
“这次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比如在线开庭存证、原被告在线化识别等均对互联网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线证据的实时调取也将成为日后审判实践的日常，这对于电子数据存证市场会是极大的一个促进契机。”麻策说。
随着人们产生纠纷、矛盾，甚至违法的信息载体介质发生变化，国内的电子证据和相应的数字存证行业应运而生。市场机构预测，2018年国内数字存证行业市场可达300亿元。
不过，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被采信比较困难。吴丹君表示，电子证据一般是合法取得，与案件有一定关联，但在真实性认定上存在着主体认定难、内容认定难、鉴别手段少这三大问题。
电子数据容易被编辑、被删除的情况，则进一步降低了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导致电子数据第三方存证市场一直不愠不火。
方超强对此深有体会：有一位当事人的软件被某公司盗版使用，作为代理律师的方超强和法官一起到被告公司去做证据保全时，告诉对方怀疑他们的服务器上可能有盗版软件的数据，对方的技术人员趁双方会面沟通的机会，远程登录数据库后台，把里面的关键数据信息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