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亮，黄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病房。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为什么这么惜时不惜命？”
采访中，我们问过许多人这样的同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最了解这位老友：“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成为黄大年玩命工作的动力来源！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常态，他努力想超越最先进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点地付出。他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才能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
也许，这就是“拼命黄郎”的内心世界。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走在地质宫前的文化广场上，眼前这座建筑庄严肃穆。
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李四光，想起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梁思成，想到黄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黄大年身上，我们更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不少人不理解在国外已功成名就的黄大年的选择。他们在问，如果黄大年还活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选择回国吗？
采访中，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不同的被采访者。
“我想会的！” 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肯定地说，“父亲生前总和大年说，他是有祖国的人，要做个忠于国家的地质人。”
1958年8月28日，黄大年出生，父母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
黄大年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记忆中，父亲经常提到的那些科学家模样都差不多，“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黄大年的父母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伴随新中国成长的艰辛奋斗中，他们隐忍克己、朴实包容，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对祖国自始至终表现出忠诚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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