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７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出差有个独特的习惯，常常订夜里的航班。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飞机上，他还在改PPT，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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