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钟在检查刨片厚度。新京报记者逯仲胜 摄
火柴厂曾是遍地开花的企业，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带着红、绿帽子的火柴棒养活着全国130家国营企业背后的上万家庭。车间里三班倒的工人用汗水换得体面的收入，享受旁人的羡慕和尊重。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打火机普及、点火技术发展，顺应市场的“国退民进”口号在全国叫响。贺晓钟说，那么大的厂子“说垮就垮了”。
几经辗转，2007年他来到湖南常德火柴厂，这是湖南最后一家火柴厂。全国还有十家左右类似的私营厂子在逐年下滑的销量中勉力维持。
贺晓钟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火柴行业的一生，青年时一起努力爬坡，壮年达到繁荣顶峰，中年走上没落之路。他希望火柴能再坚持五年，起码让他到60岁能从这个行业退休，“那也就完美了”。
“火柴还有人要啊？”
常德火柴厂距离常德市区半个小时车程，位于鼎城区石板滩镇毛栗岗村，村民种植花木为生。
厂子藏在林中，门口没有招牌，两侧的两间瓦房上都写着“商店”。其中一间的窗户用暗红色木板封住，竖着写了两遍：暂停营业1000天，落款是2015年。另一间也上了锁，店主中午晚上才来照看一会儿。
院子里几乎看不到人走动，只有车间的机器轰鸣传到百米之外，预告着这是一家仍在生产的企业。
电工刘子军常穿一件旧的发黄的蓝色工作服，时不时到车间转转，确保电路安全和电机运转。他八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常德火柴厂，正赶上改造生产线，提高机械化程度。老旧机器从倒闭的国营大厂收购回来，他连夜维修电机铺设电路。
一根火柴从划燃到熄灭不过几秒，从树干到成品火柴则要经过十四道工序、十数台大大小小的机器。
制梗车间的工人将直径40cm左右的树干削皮，架上机器刨片，送进长约14米、高3米的切梗烘干机。覆满黑色泥污的炮筒状机器一头吞入用作燃料的废弃木材，另一头瀑布般倾倒出细小、干燥、均匀的火柴梗。
把一根根圆木头削切成一捆捆薄木片。陈正军 摄
鼓风机把成堆的火柴梗吹进上药车间，四台连续机把成筐的火柴梗码整齐送进传输带，蘸上红、绿、黑色的燃料，烘干盛盘。火药味刺鼻，开机工和上药工的手套、口罩上粘满颜料和木屑。
对分切的火柴棒逐一进行挑选。陈正军 摄
厂房有4米多高，修建于2000年。墙上的腻子开裂露出斑驳的石灰墙面，烟灰、木屑和蜘蛛网互相覆盖。2012年的“车间质量指标和考核方法”贴在墙上，缺了大半张，右上角耷拉下来落满了灰。
火柴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连续机里出来的成型火柴进入装盒打包程序，码梗、理盒、装盘等细微的工作把60多个女工捆绑在有限的走动空间里。每天早上六点左右一开机，轰鸣声起，人就成了机器的佣人，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李阿姨是贺晓钟的爱人，也做了三十多年火柴。生意好的时候做过管理，订单下降、人员缩减，她又回到制盒、装盒车间。李阿姨干活利落，穿一件粉红色围裙跟着机器飞快地转圈。“我们这工作好辛苦的，每天像打仗一样。”她一说话圆鼓鼓的脸颊上总挂着笑。
她的工资按件领取，小盒摆进大盘，一盘250盒拿2毛4分钱，一天的基本工作量是400盘96块钱。女工们随手在墙上、废纸上记录数量，多的时候450，少的时候也有420。为了多拿工钱，她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中午凑在工位上吃饭。
对于火柴厂的工人来说，累是好事，有活做才有钱拿。
广东人凌显海十八年前接手厂子的时候，大批国营火柴厂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倒闭，他买下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的十几个火柴品牌，从这个村间小厂向各地送货。
凌显海在广东做过几年火柴销售，后来转做物流，1999年偶然重回火柴行业，创办了常德火柴厂。
当时平均每年生产二十万件（一件指一箱一千小盒），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两三百人。如今年销量滑至四五万件，忙时也只有七八十人。“火柴的利润很微薄，现在每件还不到五毛钱。”凌显海说。
今年过年，刘子珍带了几包火柴回老家，朋友听说他在火柴厂上班，惊奇地问他，“真稀奇，还有人要火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