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到这里，班主任老师带着我的儿子过来了。一见到孩子，校长立刻弯下腰摸着孩子的头问他感觉怎么样。校长告诉我，出于对孩子隐私的尊重，她们只是仔细询问了孩子，并没有脱衣检查孩子的受伤情况。校长立刻把她的办公室腾了出来，让我在那里检查孩子有没有受伤。她出去的时候细心地拉上了窗帘。在这个安全而封闭的小空间里，我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我查看了孩子的身体，没有太明显的伤势，只有轻微的疼痛。孩子比我想象中要平静许多。我悬着一颗心，终于稍稍放下了。向校长道谢后，我便带着孩子回了家。临走时，校长再次表示，她会尽最大努力来处理好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明显对孩子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老师第一时间将两个孩子的座位分开，但我儿子依然有些苦恼，因为A的座位离教室的门很近，班上的铅笔刀就放在旁边，孩子甚至因为害怕A会动手打人而不敢走过去削铅笔。我无比的担心孩子的安危。那几天每天放学后，我见到儿子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他这天有没有被同学欺负。孩子越来越离不开支在客厅的那顶小帐篷，读书也在里面，甚至连吃饭都要求在帐篷里。事情已经发生三天了，校方没有再跟我联系，我无法得知事情如何处理和解决。看到孩子这种情况，我决定致信校方，如实告知孩子目前的糟糕状况和家长的极度焦虑。老师收到信件后，在孩子的家校联系册中给我留言，表示非常重视我的来信，已经将信转给了校长，事情正在处理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