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的公共品属性，无形资产的贸易也会在全球价值链上，同行业、集群和地区产生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一般来说这种溢出和外部性对当地经济是正向的，但是测量起来很困难。

一体化的测量统计框架

所以，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并且假设无形资产贸易在本文提到的所有方式中都会发生，国家贸易关系不再是线性的2×2模型，而是“蜘蛛”或者“蛇形”等网络模型(Baldwin和Venables,2013) 。我们必须用更复杂的网络模型来考察贸易，这使得追踪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的贸易流都颇具挑战，因为这些贸易流交织成了一个多环节、多边贸易网络（如图7所示）。

无论网络模型如何复杂，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出口应当包括：

(1)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2)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3)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4)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5)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相应的，国家A从国家B的进口应当包括1）产品进口，2）知识产权支出，3）无形资产密集的服务支出，以及4）跨国企业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资金转移（详见表3）。

跟踪记录表3中第四、五项贸易收入是最具挑战的。基于避税等各种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转移价值到低税率的国家。基于战略的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吧收入直接投资到第三国家。因此，跨国公司母国很难跟踪监管这些经济活动。第五项贸易收入理论上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实际上却很难，观察成本很高。因为这需要我们跟踪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种货物，基于每一步生产所需的复杂的投入品计算增加值。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会根据知识产权、产业、市场、合作伙伴和目标市场的特点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这就使得跟踪和记录知识产权收益更加困难。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基础上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因此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更完整宏观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贸易图景。产品贸易的平衡不再是一个好的测量贸易关系的指标，甚至包括服务贸易在内也远远不够。无形资产贸易的多样化应当也被考虑进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和大数据）和全球价值链上公司的可靠的自陈系统。而这个新框架和数据收集工作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前提条件是通过国际合作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和可行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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