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沙俄自19世纪末便利用自己同喇嘛教的“亲密关系”不断向蒙古、西藏派遣以喇嘛教僧侣和探险家身份为掩护，以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培植民族分裂势力，离间中央政府同蒙藏关系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特务。而他们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在他们的策动下，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利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宣布外蒙古独立，而俄国特务，布里亚特籍僧人阿旺·洛桑·德尔智则成功地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近臣”，在西藏上层培养出大量分裂分子。这些都大大加重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然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俄国、蒙古同喇嘛教的亲密关系发生了逆转，作为农奴主和牧奴主的代表，蒙古和俄国的上层喇嘛成为了两国人民革命的对象，而他们在苏俄内战中支持白军“站错队”的行为更使他们遭遇了灭顶之灾。蒙古革命胜利后，哲布尊丹巴世系被革命政府宣布“废黜”，而苏俄则通过武力镇压、歧视性税收、民族迁徙和重新安置的办法，基本消灭了以上层喇嘛为首的农奴主、牧奴主势力，对喇嘛教的监视活动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停止。
达赖集团经营俄蒙的黑历史
但是西藏的上层喇嘛们并没有放弃对苏俄和蒙古的经营渗透，比如在蒙古宣布废黜哲布尊丹巴世系之后，十三世达赖依旧秘密寻访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1959年，随着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发动的自绝于祖国和人民的武装叛乱的失败和达赖集团的流亡，达赖集团更加紧寻找同蒙古、苏俄喇嘛教信徒联系的办法。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蒙古的易帜，喇嘛教重新在俄罗斯和蒙古发挥影响力，达赖集团也抓住这一机会，使得西藏分裂势力在俄罗斯和蒙古的影响卷土重来。1992年，在苏联解体的一片混乱中，达赖第一次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地区，并且指定在美国出生，已娶妻生子的第六世迪鲁瓦活佛额尔德尼·巴萨诺维奇·奥姆巴迪科夫为卡尔梅克佛教领袖。同年，达赖在达兰萨拉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举行坐床仪式，取法号蒋巴南卓，公然企图在蒙古培养自己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