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拨去迷雾，廓清历史本相。

一、张学良晚年谈“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甚巨。东北军之“不抵抗”乃是事实，然80余年来，针对“不抵抗命令”从何而来，却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张学良本人，晚年之言辞，亦予人“反复无常”之感。如1990年，张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后，张又对媒体说道：“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①

张的这种“反复无常”，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

按：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略言之：一方面，事变之前，南京及张学良方面，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关东军方面，亦已侦测到中方应付其生事的退让立场。另一方面，“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乃是政见交流而非方针传达，且时间系事变前两个月，并非针对事件本身的具体指示。②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据此，将“不抵抗”视作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似乎也不能算错。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

“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

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也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图：1920年代，蒋介石(左一)与胡汉民(左三)等合影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⑦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当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

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

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注释

①（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②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

③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

④东京审判纪录，P30343。

⑤《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

⑥日本外务省纪录（中国内乱关系卷），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40。

⑦《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二、东北沦陷过程中的“四方互动”

1931年东北沦陷，应该被追究的具体责任人，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极大争议的话题。

而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前提，是还原事件发生的真实逻辑。

（1）张学良：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

“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

“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③

图：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中）

（2）蒋介石：判断日本不会破坏《九国公约》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正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⑥

（3）关东军：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⑦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

关东军既然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

故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⑧

图：关东军少壮派代表、“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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