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拨去迷雾，廓清历史本相。

一、张学良晚年谈“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甚巨。东北军之“不抵抗”乃是事实，然80余年来，针对“不抵抗命令”从何而来，却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即便是张学良本人，晚年之言辞，亦予人“反复无常”之感。如1990年，张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明言：“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稍后，张又对媒体说道：“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①

张的这种“反复无常”，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抵抗”一节的错综复杂。

按：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

略言之：一方面，事变之前，南京及张学良方面，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关东军方面，亦已侦测到中方应付其生事的退让立场。另一方面，“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乃是政见交流而非方针传达，且时间系事变前两个月，并非针对事件本身的具体指示。②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接近事变的指示，是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③

据此，将“不抵抗”视作事变前南京与张学良方面的“共识”，似乎也不能算错。该“共识”之基础，乃是认为日本政府有能力控制日本军方，使冲突不致扩大。故而，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此前之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也已打开僵局，结案似已指日可待。

如南京之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阻挠过事变。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时为9月5日。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④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

“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⑤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⑥

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也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图：1920年代，蒋介石(左一)与胡汉民(左三)等合影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⑦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当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

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

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

注释

①（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P72-73。《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②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14。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

③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

④东京审判纪录，P30343。

⑤《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

⑥日本外务省纪录（中国内乱关系卷），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P140。

⑦《张学良为何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14期。

二、东北沦陷过程中的“四方互动”

1931年东北沦陷，应该被追究的具体责任人，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极大争议的话题。

而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前提，是还原事件发生的真实逻辑。

（1）张学良：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

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

“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

“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③

图：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中）

（2）蒋介石：判断日本不会破坏《九国公约》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正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⑥

（3）关东军：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⑦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

关东军既然怀有对抗政党政治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

故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⑧

图：关东军少壮派代表、“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

（4）广州政府：寻得一个逼蒋下野的好机会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⑨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⑩

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图：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为汪精卫，左四为孙科

注释

①张的具体行踪，可参见：何世礼，《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下册）P264-265。《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29-30。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②《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P76。

③同上，P77。

④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P45-61。

⑤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⑥（台）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153-156。

⑦（日）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时局报第四十三号》（1932年3月2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原件。转引自：黄自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中政治动员与军事作战》，（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

⑧户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39-242。

⑨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P49-54。

⑩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P20-24。

三、“九一八”后，斯大林如何算计中国？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将如何应对，立即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且无论中外，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放任日军在东北为所欲为。

毕竟，仅仅两年前，苏联还曾为保住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打出手，酿成“中东路事件”。其强硬立场无疑令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惨败落幕后，斯大林针对东北，还曾有过更激进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应该在东北扶植武装力量，以“起义”的形式，“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①

“前鉴”如此，自不难理解，何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内，均曾一度引颈企盼苏联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在事变之初，苏联发表了一些同情中国的言论，但其实际执行的，却是坚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报》甚至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向日本当局喊话，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对东北地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求援，苏联也一概拒之门外。

譬如，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严厉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

“向我国驻瑷珲领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胆敢在今后再送来马（笔者注：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个请求，并且不拒绝与马进行任何谈话，他将被追究严重责任。”

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对前来求援的中国抗日将领，“要把他们视为挑动（苏日）战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客观情绪如何。”据此做出决议：“必须把他们遣返中国，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③

图：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同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与苏联进行接触。基本诉求，是恢复两国正常外交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方对南京的用意洞若观火：

“我们认为，南京做出这一决定，基本上是因为担心我们与满洲国接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要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途径，目的在于制止我们与满洲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关系。”④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念兹在兹，想要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对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国。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与南京的谈判，恰好可以作为向日本施压的筹码。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

“如果日本人确实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破坏我们与中国人就签约举行的谈判。看来，日本人很相信（中苏）会签约。因此，我们不应中断与中国人的谈判，而是相反，要继续并且拖延谈判，目的是以我们可能与中国人接近的前景吓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们急于与苏联签订条约。”⑤

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还授计：“不妨在报纸上刊登关于王（南京政府代表王曾思）求见科兹洛夫斯基并已得到同意的简短消息。”斯大林告诫苏方谈判代表，虽然根本不可能与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仍要注意谈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怀抱。……如果日本靠了我们对待中国人的过分克制和失礼，把南京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那么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将会加快并有恃无恐。所以，对待南京，……不应使他们对（中苏）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鉴于此，应该尽可能给王礼遇。”⑥

斯大林最终未能如愿压迫日本人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其“软弱退让”，刺激了日本在东北一再增兵，并公然制造出了伪“满洲国”。

苏联对伪“满洲国”的纵容（允许伪满在其境内设立领事馆），更刺激了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国联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伪满的合法性）。战后，日本政府检讨其外交失败的起点，即是：不该让“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该因为“满洲国”问题而退出国联。退出国联，意味着日本自绝于欧美，走向了外交孤立。⑦

在这盘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廉价卖给了日本人。

图：斯大林

注释

①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87。

②真理报，1932年2月23日。转引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③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P186、P191。

④同上，P198。

⑤⑥同上，P199。

⑦谌旭彬：《日本绝密文件如何反思二战？》，短史记第2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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