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震区采访向新华社发出《震区将现鸟巢速度》的一个片段。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情。

大兵团在江油作战，回到绵阳酒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集团指挥部副总指挥是副总经理李振长，吃饭的时候，李总给前指的每一个人都倒了一纸杯啤酒，我感到很意外，从来到震区，大家喝水都困难，怎么会有啤酒喝？每天，我们都跟在堰塞湖抢险的俄国大力神救援队的飞行员在一起吃饭，当晚，他们不在。我看到餐厅的服务生都换了装，脚上穿的都是旅游鞋。我突然想起堰塞湖溃堤的传闻，悄悄问服务生怎么回事？她们很惊讶，您不知道吗？唐家山堰塞湖可能要溃堤，绵阳城广播、电视都在播，市民已经在撤离，逃生路线已经放到您的床头柜上。

饭后，我从电视上看到，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十分严峻，水位已达七百二十五点二米，蓄水量超过三点四亿立方米，每天在以一米多的速度上涨，绵阳已采取包干的方式做好撤离预案，在26日下午六点以前，已将预案落实到乡、村、户的人头上。

我又迅速向绵阳市委宣传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撤离将按三方案进行。如果出现三分之一溃堤险情，绵阳将撤离常住人口十四点七万人，流动人口一点一万人，涉及三十三个乡镇，一百六十九个社区；如果出现二分之一溃堤险情，绵阳将撤离常住人口九十一万余人，流动人口二十九万人；如果出现全部溃堤险情，绵阳将撤离常住人口九十九万人，流动人口三十点九万人。撤离的警报会在险情出现二十四小时前发出。

透过房间的窗看绵阳火车站广场，昨天还熙熙攘攘，现在很少几个人，中心城都在撤离。事先已经跟新华社沟通了，需要连夜发回长篇通讯，集团报社第二天也要排版。我把房间床头柜上的逃生路线图留好，给报社打电话，让预留备版，潜台词是假如遇难了，报纸得有替补的版面。然后拿出所有的二千元，给同去的杨增来，告诉他从酒店商务中心买两件红色T恤衫。一会儿，增来回来了，说酒店的衣服太贵了，还是别买了。我说二千都用完，咱俩一人一件。夜深了，我把采访的素材整理完，开始写新闻，到了零点稿子写完了，当向外发完稿子的时候，我看见指挥部几个人房间还都亮着灯光。

回北京后，我陪振长总去央视录新闻。我问李总，那天晚上为啥那么严肃给我们一个个敬酒啊？李总说，当时情况紧急，害怕大家跟着我出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都上有老下有小，我怕对不起兄弟们。

在城建集团过去的每一次抢险中，在紧张的抢工中，在遍布京城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面旗帜。

党员身份亮出来，关键时刻站出来，生死关头豁出来。北京城建集团党委把抢险救灾作为检验创先争优活动成果的重要平台。在抢险救灾工作的关键岗位和紧要关头，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共青团员冲锋在前，奋勇当先，成为了抢险救灾的中流砥柱。

北京“7.21”水灾发生后，城建集团在房山的救灾战再一次打响。在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在抢建安置房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城建集团所有参战的党员、团员，共同组成了一个鲜红的旗阵，这旗阵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成为“拉得动、过得硬、打得响”的钢铁长城。

资料图。2008年5月26日，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期间，北京城建集团共产党员在抗震救灾前线举行宣誓仪式。

党员袁红光刚把妻子送到积水潭医院进行膝盖手术，就接到赴房山的命令。他没有二话，迅速到房山集结。领导得知情况后命令他赶回医院，可谁想得到，袁红光凌晨两点离开，当天就返回工地。

党员刘廷秀到灾区后，两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28日晚，才想起找地方给手机充电。可刚打开手机，一个噩耗传来，老父亲去世了。分指挥部知道情况后，特批他回家送老父亲一程。刘廷秀说：“给我一天时间，送完老父亲，我马上回来……”

“80后”项目经理、党员孙禄真带领30多人的抢险队，经过40小时的连续作战，率先完成了琉璃河镇黄土坡村12间临时安置房建设任务，成为房山区首个完工的临时安置房，他因此也错过了陪女儿降生的宝贵时刻。

集团抢险大队执行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张建泉为完成郭公庄铁路桥下排水任务，连续在现场工作20多个小时，20多个小时内粒米未进，一夜未睡。

党员高乃社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听到有紧急任务，主动请战。领导问他身体行不行？他说，我的腰跟着我走！

2014年年底，西部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北京市委、市政府派出北京城建集团赶赴重灾区塞拉利昂，紧急抢建埃博拉病毒固体生物试验室。第一时间，集团派出优秀团队，城建职工临危不惧，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受到国务院八部委联合表彰，中国疾控中心送来“国家之重任，企业之担当”的锦旗。

我是共产党员，让我上！我是共产党员，跟我来！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这样的呼号，几乎每每在重要的时刻喊响。旗帜形成磁力场，在一面面旗帜的感召引领下，更多的城建人投身其中，义无反顾。抢险救灾，充分体现出北京城建集团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脱下军装，集团仍有主战场

抚今追昔，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个英雄的集体，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曾为新中国的崛起枕戈待旦，拱卫了新中国的诞生，书写了一幅幅气壮山河的民族诗篇；作为国之栋梁，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畏艰难，砥砺前行，谱写了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时代乐章。几代人的不懈求索，使集团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为坚定强大的力量，成为保障社会民生最可信赖的支撑、城市日常运行和永葆活力最为重要的保障，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驱动发展的有生力量。

转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企业的主战场。在主战场上，集团职工量地为纸，运铁作笔，南下北上，东进西扩，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主动权。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建筑集群

转业之初，企业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却面临企业生存的考验。那时，我们做的超高层建筑没有几个，企业缺技术、缺人才，求贤若渴。我们曾经用17个战士当壮工，从一家老牌建筑企业换一名技术员，可人家不干。

那时，集团总部领导带头，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背起书包进学堂。集团现在很多业务中坚，都是从那时起步，通过夜大、业大、函授、电大、高教自考等多种形式走上求学之路。

我有一次在西直门北立交建设工地采访，跟工人们一起铺沥青油。下班了，才赶到北京师范大学听辅导。劳累了一天，在课堂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授课的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界泰斗级人物，中文系的李大魁教授，老师讲完课，同学们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老师一直等着。我醒了，老师很生气，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尊重知识，也得尊重我的年龄吧。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我告诉老师说我白天在立交桥铺油，下班了赶过来，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实在是太累了，可我真想听您的课呀。李教授告诉我，外边下起了雨，看你没带伞，一直等着你。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告诉他，我回去以后还要把今天的采访写成稿件，顺利的话《北京日报》会刊登。过了不几天，《北京日报》登出了我写的通讯《为了使西直门北立交桥早日通车》，也是那天晚上，我带着报纸小心翼翼捧给老师看，下课了，老师从头看到尾，对我说“你是城建总公司的？是集体转业的吗？”得到回答后，教授跟我说，下次听课，我送你一本《辞海》，好好学习吧。毕业后，我当了职业记者，还和教授始终保持联系。

经过几年的培养，我们集团很多人都拿到了中专、大专、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企业也建立起最初的各类人才储备。

北京东三环国贸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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