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但在中国，传统的巨大影响使其仍然成为百年梦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现代性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奏。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无可避免地落潮了，却以自己悲壮的努力争取了文学的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一努力，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环境大概要延缓许多年。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