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启航的号角。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成书的年代，正是当代中国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代，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性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我们不仅可以从礼平与王若水的论辩中明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丁东的《黄皮书灰皮书》一文对此作了更详尽的介绍。这些并不是面向青年而是“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的书籍，“青年却成了最热心的读者”。黄皮书为文艺，灰皮书为政治。据介绍，这些书有美国小说《在路上》，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回忆录《自然、岁月、人》、剧本《愤怒的回顾》，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以及《格瓦拉日记》等。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