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授时：中华政治文明的开端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黄帝及黄帝后时代，研究发现中原已经拥有了多民族联邦型的国家机制，专设观天象定历法治农事的机构，向民众提供观察天象所定的时间体系，推广种植、养殖和纺织技术，因而受到各族人的拥戴。这种“观象授时”机制就是中国国家历法公共服务体系的诞生，以至于中国传统历书的名称就叫“黄历”。
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记录观象授时的典籍是《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帝邀请羲氏和氏家族中之贤能者，崇敬天道，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掌握其规律，以审知时间而建立历法，传授给民众，便于农事。
“钦若昊天”就是敬仰天道、遵循天理。《周礼》归纳了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
据后来天文史学者的研究，《尚书》所言与距今4500年至3500年前那时的实际天象相吻合，用以上方法作为划分四季的标准，是比较科学的。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雄伟壮丽、宛若龙形。
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与黄帝时代相比，尧帝时代在更大范围内精确推广了这种时序方法，“敬授人时”，以其德治，春天东西和睦，秋天南北丰收，这种人文内涵，达成了后世史学家不断赞扬的“家国一体”“协和万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节日和节庆文化的文明价值因此更为凸显了。
也就是说，根据阴阳时序循环的天理，把握好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和生活准则，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不误农时，避免战乱，安居乐业，延年益寿，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时”的意义无比重大。
《尚书》还说：“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这一段话意思是，帝尧说：羲氏和氏子弟，观测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闰月的办法调配月与岁，使春夏秋冬四时不差，这就可以使得官员系统的治理行为有效，官民一体，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这就是中华传统时序文化与节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记载，正是对中华政治文明开端的记载。
△乾隆帝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画中不只描绘了紫禁城中的元旦朝贺活动，而且着重刻画了宁寿宫中乾隆抱着孙子，看放鞭炮，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
从“人化”到“仁化”
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于组织协同能力高于其他动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组织协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其结果必然就是“仁化”，从“人化”到“仁化”，这是中华文明创世传世的基础机制。
文明的标志就是相当范围的人群发生了时空观念合理化与共同化、劳动分工复杂化、社会结构分层化、沟通方式符号化等等的大协同形态，也就是说，文明的根本机制是组织协同的技术机制、规模机制、效率机制的集约化过程，这就必然出现国家形态，其基本的标志就是有效统一的天文历法。
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法就是空间中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创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价值序列中，动物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认知中，中国人建立了以动物及其特性为命名的四象七组二十八星宿的体系，对应了以动物为标志天干地支的时间序列，再对应节气与农事人事的行为规范概念，构成完整的地德范畴。而在人文时间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现，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领军文化内容。
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完整而严密的生态逻辑系统。
△大英博物馆藏18世纪中国绘画，画家使用细腻的线条和用色，勾勒出了元宵节赏灯舞龙、热闹欢腾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