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约车价格进行限定，导致某些市场定位为廉价性汽车或者主打性价比的汽车品牌或系列被“拒之门外”，实质上造成对某些汽车厂商的歧视性或差别化待遇；
近一半城市在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必要时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权力。而“18不准”明确提出：不得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
允许“例外”但应说明理由
冲撞“18不准”不等于违法，因为34号文规定了例外情形。有的政策措施即使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效果，在特定情况下也是可以实施的。
不过，对于例外情形，34号文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只能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不能擅自扩大范围：1.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或者涉及国防建设的；2.为实现扶贫开发、救灾救助等社会保障目的的；3.为实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34号文有专门针对例外情形的特别要求：应当说明相关政策措施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或缺，且不会严重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并明确实施期限。此外，即使是例外规定，政策制定机关要逐年评估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实施期限到期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者进行调整。
北京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肖江平指出，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一家网约车细则制定机关承认适用了“例外情形”，也未见一家主动说明“例外”的理由。
据媒体公开报道，北京市交通委在接到相关信息公开申请后，答复称北京市网约车细则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审查时“考虑了北京城市现状、人口承载能力和城市发展定位的要求”。这一理由比较接近上述例外情形的第三条：“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但北京市交通委没有明确表示适用了34号文的“例外规定”。
对是否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以及审查结果，政策制定机关应不应该主动公布？在哪个环节公布？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咨询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较早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披露是否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34号文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此，政策制定机关应该在政策措施正式出台之前披露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