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废债”、打擦边球等处置方式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影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而《纪要》进一步完善了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孙彬彬表示，在现有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纪要》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如受托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债券违约案件、破产案件和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案件管辖权的问题，债券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问题等。尤其是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是司法层面首次出台比较明确的认定和计算方法。《纪要》还明确提出要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将发行人应承担的责任和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明确。同时，针对受托管理人、发行增信机构、债券承销机构等，也明确提出相应的追责范围和措施。

孙彬彬认为，《纪要》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如针对部分国有企业因害怕承担责任，可能会选择在发行人违约前将其体内的优质资产转移，形成“逃废债”的行为。而民企的实际控制人，也可能存在“掏空”发行人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更好地获得保全和诉讼的权利，仍然需要完善和加强。

李曙光表示，债券市场法律体系仍然需要完善。“《纪要》能解决暂时的、比较着急的也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基础性的、长远的法律问题。”李曙光说，从长远角度看，还是要完善债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建议起草一部统一的债券法。此外，《纪要》出台后，一些相关部门要制定执行细则，把执法做得更好，让执法、司法联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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