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民法典命名的使用，强调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整合为一体之时的体系科学性和逻辑性。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普遍性，它自古以来就包含着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法律的规范和制度。所以，国家的治理者、立法者和法学家为了适用法律的准确、方便，更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和公正，很早就开始了民法规范、制度的编纂和整理工作。这一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到庞大的民法规范、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观察这一逻辑的基本方法。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终于总结出法律关系的逻辑作为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之间相互连接的主线，这样，庞大的民法规范和制度之间，就建立起来了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这样一个清晰明确的联系；又总结出关于支配权和请求权相互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相互区分以及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相互区分的概念整理方法，使得大量的民法概念能够区分和归并为制度，并使得各种法律制度能够既有分工又有配合地、融洽地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功能作用。如果不依靠这些基本逻辑来编纂，民法典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大量的民法规范和制度都是一盘散沙，或是被形容为“随意堆放的一袋土豆”。民法中的这些体系性科学，是人类社会依据民法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既是民法典编纂的基本技术手段，也是我们从事民法学习研究和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技能。

同时，依据体系性科学，我国民法典编纂还采取了总则和分则相互区分的模式。原因在于，这种法典编纂方式不但是体现法律关系逻辑和民事权利区分科学的最佳方式，而且也是学习研究、贯彻实施民法的最佳方式。所有的民事活动中都会有民事主体、民事权利，都会涉及民事责任。如果民法立法按照具体的民事活动情况来编写的话，那么，每一个民事活动的法律制度中都要详细地规定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应该怎样，这样立法就必然大量重复。因此，民法典编纂的体系性科学借鉴了数学上“提取公因式”的做法，把民事活动中具有共同性的规则“提取”出来，作为一般规则规定在民法典之中。然后，民法典又把具体民事权利按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区分来划分为多个分则，在这些分则之中展现各种权利及其相对具体的要求。这样的法典编纂方法，不仅仅极大节约了立法成本，而且也为我们学习研究和贯彻实施民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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