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认为，对于一般的流浪乞讨人员而言，《管理办法》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对于从事“强行讨要”“职业乞讨”等行为的人群，要想发挥《管理办法》的作用可能有一定难度。当政府对此类人群进行救助安置后，他们可能会再次从事“职业乞讨”行为，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救助安置，而是从事“职业乞讨”行为所获得的可观收入。对于此类人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应对之策。

郭相宏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救助法，有关社会救助的行政法规是2003年出台的《管理办法》和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救助范围明显扩大，已经不限于流浪乞讨人员，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七种救助措施。但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救助工作的具体实施。

据了解，社会救助法已被列为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立法项目，并明确由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负责联系起草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有些外地人因武汉封城而无法回家，有的人流落街头。依据现有的《管理办法》和《暂行办法》，这些人却不在救助范围之列。因而，建议进一步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将因突发公共事件需要救助的情形，列入法定救助范围之内。《通知》的出台就和滞留武汉外地流浪人员有一定关系。”郭相宏说。

郭相宏认为，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到2021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应该可以积累很多有益经验，可以将《通知》和专项行动的经验进一步常态化、法治化。对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不能仅靠专项行动，而是应当常态化、法治化，将各项有利于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做法，体现在今后社会救助立法中，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出一条依靠法治救助弱势群体、改善社会民生的清晰路径。

　　□ 本报记者 杜 晓

　　□ 本报实习生 武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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