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手段的启动，关乎公民的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等基本权利。因此，罪刑法定必然成为现代刑法的原则与基石。这在一方面要求罪状的表述与量刑的设计尽可能明确合理，法官应当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适用相对应的法定刑；而在另一方面，刑法作为成文法所固有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障制度予以修正。基于这一考虑，《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案中，福建高院正是根据这一制度，对刘大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那么，究竟存在哪些“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对刘大蔚予以从轻处罚？首先是案件本身的情况。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由于海关的及时发现与扣押，经刘大蔚走私的枪支并未实际流入市场中，未对社会公众的人身权利造成现实的伤害，且涉案枪支枪口比动能较低，致伤力较小，不易于通过改造提升致伤力，社会危害性较小；从犯动机与目的的角度来看，刘大蔚走私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个人收藏与观赏，认定其具有营利动机的证据不充分；从预防必要性的角度来看，刘大蔚系初犯而并非累犯，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小。另外，刘大蔚虽刚满十八周岁，但仍属于青少年，出于有效改造犯罪、及时挽救青少年罪犯的目的考虑，也可考虑给予较轻的刑事处罚，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这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其次，本案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特殊情况”。如前所述，舆论对本案所诟病的一个焦点就是公安部门对涉枪案件的认定标准，不但起点较低，且“唯数量论”一定程度地存在机械、僵化的问题。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于2018年3月颁布实施，规定应当综合各种因素评价涉枪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这实际上是在既有枪支认定标准不改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涉枪案件处置的一种变通措施。本案得以再审，其内在逻辑亦包含原认定标准所导致的罚不当罪的成分。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法律适用规则，该《批复》并不直接适用于本次再审。但《批复》的精神得以在再审判决书中体现，福建高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本人认为本案具备《刑法》第63条第2款中的“案件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是合适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郑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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