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要求无疑是刚性的，但关键是怎样落实到位。”李建强指出，“据我观察，多年来各地各校的师德教育一般号召比较多，针对性措施少；他律宣传多，自律强调少。师德毕竟更多属于思想精神范畴，需要有更多内在的道德情操调适作为支撑，单有外在制度规定，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此言不虚。一系列强政、一条条红线似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师德失范问题。
“可以说，相关规定很具体，措辞很严厉。然而现实中，相关处置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媒体人胡印斌曾在本报撰文指出，一方面，有些高校在处理类似丑闻时过度宽纵，往往习惯于遮遮掩掩，不愿公开处理，担心影响学校声誉。而且，有些当事人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顶着各种头衔和光环，学校处理起来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学生与教师之间权利不对等，以及社会舆论环境不宽容、不理性的表现，往往让遭受性侵害的学生心存顾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教师林成华则坦言，师德失范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在于治理体系不完善。“首先，师德失范问题治理没有统一的归口部门。而师德评价考核机制匮乏，缺少统一标准，考核程序较空泛，导致师德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此外，学校在教师培养过程中重师能轻师德，重社会层面的‘习惯性道德’、轻个体层面的‘内省性道德’，在教师选聘、考核、晋升等环节中未能把师德为先落到实处。”
更值得警惕的是，教师师德失范的风险成本较低。林成华说，师德失范问题的处置缺乏法律刚性约束，仅有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而目前师德失范信息的不透明，也使得师德失范教师“挪坑”偏容易。
当然，师德失范与社会环境大背景的迅速更迭紧密相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指出，受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个别意志不坚定的教师受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钱权交易、权色交易”等不良思想风气的侵蚀，导致了教师自我师德的隐形放弃。同时，在现有教师评价体制下，教师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导致部分教师心理失常、师德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