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一哄而上
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很快，仅在1983年，就有31个县域改为县级市，新设了7个县级市。从1983年到1986年，是撤县设市第一波高潮。
1993年5月，国务院同意修改撤县设市的标准，明确了适用范围、人口总数、经济指标等。此时，县改市正式进入井喷期。1997年国务院再次叫停审批县改市。但距今最近的一份标准是1993年公布的，新的设市标准至今未出。
“过去，很多地方城市化进程主要以撤县设市、设区来实现。”汪玉凯表示，撤县设市、设区的确能为中心城市营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协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建设和规划等，利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助推当地经济的发展。
“撤县设市、设区是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一次大调整。”民政部区划地名研究所原副所长浦善新曾透露，县级政府对于撤县设市有更大的冲动，但撤县设区则是地级市做大城区人口和经济总量的迫切要求，因此不少县是不愿意的。浦善新称，从法律上来讲，县和市辖区都是一级政府，但两者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市辖区很多权力上收到了地级市。
“相比之下，县设市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无疑带来正面影响。”贾义猛说，政府的职能机构调整、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都是县设市后要考虑的问题。“不管现在的县改市（区），还是未来的镇改市，都要坚持成熟一个、批复一个，科学有序地批复，严防城市空心化。”贾义猛说。
对撤县设市担心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冯俏彬表示，一旦撤县设市放开后，各地对撤县设市的一哄而上，20多年前的“假性城市化”、乱占耕地、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就会重蹈覆辙，“这是撤县设市应当尽力避免的问题”。
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他表示，尽管撤县设市有利于精简机构，合理配置地区经济、社会资源，但更要高度重视带来的诸多问题，如土地财政、大规模造城等。“这方面我们有过惨重的教训。”贾义猛坚持认为，一个县该撤县设市还是设区，应该由当地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而不能是以一部分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做到不超前也不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