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我们顾全大局，不与批评文章展开辩论，但却承受着重大压力。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一些媒体喧闹批判的时候，我国经济理论界发出了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予苟同。吴敬琏指出：“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决心。如1991年8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们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筑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这是我们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提出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