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本文原载于2008年第9期《 新闻战线 》
周瑞金
记忆的车轮将我带回17年前的春天。1991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前哨战。人们看到，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是怎样兴起来的；看到历史伟人在重要关头是如何拨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航向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闻媒体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勇于承担，冲锋陷阵的。
一、邓小平发话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加上国外的经济制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八九风波”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热浪。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从1988年开始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了。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7年前听到这些话，我激动了好几天。凭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我深切感到，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
二、“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瞻后溯，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担忧，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们在文中对这段话展开了论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90年代初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三、难忘的激烈交锋年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道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更加“上纲上线”的文章，说什么“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我们顾全大局，不与批评文章展开辩论，但却承受着重大压力。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一些媒体喧闹批判的时候，我国经济理论界发出了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予苟同。吴敬琏指出：“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决心。如1991年8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们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筑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这是我们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提出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们就此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士，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年，我们力所能及地做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四、大音稀声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又在头版显著地位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则侧重于阐述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观点。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知名大报所转载。
曾几何时，那些抨击“皇甫平”的人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以高票获得一等奖。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作为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位老兵，我心依旧。舆论一定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一定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这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