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了排列出来，共30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的。我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
我写《曹雪芹家世新考》，也是查了大量的史料。我先拿到《五庆堂曹氏宗谱》，然后翻查《清实录》去核实人物。那时候，天天下班后就读《清实录》。我的想法，不管有没有资料，读过以后心里就明白了。这个书里有或者没有，不读，一片空白，不知道里面怎么样。结果终于发现了曹雪芹五代老祖宗的记载。我后来据曹氏宗谱的记载，还到河北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找到了曹家大坟，曹雪芹堂房老祖宗的坟墓。
我是每做一个结论，都要有实际的证据摆在那里。尽管别人不同意，但必须把我的证据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这些证据，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风窗》：为学是这样，那么为人呢？
冯其庸：为人也是一样的道理。说假话、做假事、自私自利、不为别人着想，这怎么行？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学生讲，与人相交，首先要为别人想，不要先为自己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出现反驳你的观点？你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
《南风窗》：有人说您是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学问家，“文革”前后也时常要写一些批判和评点文章，这些工作都是你喜欢做的吗？要是有人让您说违心的话，怎么办？
冯其庸：这完全不是事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官方背景。我只是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文章。张光年是老前辈，也是我的好朋友。光年说，我非常佩服你，你那些文章都可以收到集子里。光年同志是大诗人，写了《黄河大合唱》，这是不朽的名作，对抗日战争起了无可估量的动员作用，功绩不得了。他是文艺界的领导，当然要写一些当时工作需要的文章，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个大学教授，也没有其他的社会职务，所以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凡是社会上政治批判的文章，我基本上不写。现在总结我一辈子写的东西，没有纯粹为了政治批判而写的文章。学术上的争论当然是有的。
我唯一一篇政治性文章，是《北京日报》的社论。那是“文革”期间，彭真被弄下来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们校长郭影秋去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叫我一起去。原来是“中央文革”要调我，我不想去，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去。郭校长叫我到北京市委去，我马上就跟着去了，我想这样一来可以避开“中央文革”。
那时候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都不清楚，那是全国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出起问题来可不得了。我感觉不对头，所以不愿意去。去了北京市委后，给我的任务是写社论，我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是新市委的表态。这虽然是我写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而且是以新市委的名义发表的。所以我也从来不把它放到我文章里去。除此以外，我没有以我个人名义发表过什么政治批判文章。
《南风窗》：1975年您到《红楼梦》校订组担任副组长，那不就算是当官了吗？那个时代，正直的人干违心事儿的也不少，您对此持何见解？
冯其庸：到校订组去，校订《红楼梦》怎么算是当官呢？没有任何权力，就连讨论选哪个底本都要争论不休呢。相反，当我借调出人民大学后，人大教师不断提工资，就没我的份了。
校订组这边我又是借调人员，根本就不管你，一呆十来年。光是校订《红楼梦》就是7年，因为我是借调人员，我的工资也没有增加过，也没有拿什么特殊的补贴，校订的人都是如此。校订完了，稿费60%上交，其余大家分，我分250元，这就是7年的劳动所得，天底下有这样的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