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注意经世致用。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文献很多，渗透着什么呢？渗透着如何救国救民、经世致用的精神。里面还有很多治国的智慧可以供我们去参考。这些需要发掘出来、系统地整理出来，加以研究、提炼，需要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那些文献归根到底都是宣传治国安民的一种主张，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案，也就是安邦济世的主张。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
张岂之接受本网专访
“历史不能隔断，学术史也不能隔断。历史可以借鉴”
问：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当初学习的经历、您与中国传统文化结缘的故事吗？
张岂之：我经历这么多年，除去上小学、中学以外，始终没有离开大学的校园。我1946年考进北京大学，就读于哲学系，慢慢走进哲学的殿堂。
在北大我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讲课，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母校哲学系读书的情景，一直刻印在自己的心上，越是年久，其印象越是鲜明，弥足珍贵。我从这些图景中吸取精神的力量。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们，他们的言传身教也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
任继愈先生讲隋唐佛学，不仅介绍中国佛教史料，而且在讲课中着力引导我们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使这门关于中国佛学史的课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性，促人思考。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不是停留于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内容的复述，而力求提到宗教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提炼分析，对我毕业以后研习中国思想史做了很好的准备。
另外，当时北大的教授有不少是古今、中西融通的典范。如冯至先生精研德国文学，但他对诗圣杜甫也有系统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的成就，同时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深厚的修养。贺麟先生对中国宋明理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很有功力，但是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家。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学院请马克思主义学问家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来讲课。特别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给我很大影响，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是我走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引路人。
所以我在北京大学四年里面，已经开始接触到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也被称之为核心，叫做哲学也叫做观念文化。我和中华文化真正结缘，是从大学开始的。我现在回想起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觉得有许多收获。
学术史、科学史告诉人们：学术是世代相传而发展的。从总体上看，后代总比前代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但是后来的创新发明离不开早年的准备和应有的基础。当年教授们的劳作没有白费，他们播种的知识种子，在学术文化的园地里早已开花结果。历史不能隔断，学术史也不能隔断。历史可以借鉴。
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张岂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