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祥明介绍说，定性标识是不科学的，农业部一直在和国务院法制办及其他部门协调，以推动转基因标识制度的修订。
林祥明还表示，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零星的转基因材料扩散问题，主要是研发单位，这些研发单位不仅仅是大学、科研单位，还包括一些企业。目前监管的难点在于中国几百家小的研发单位，还有一些不法人员从国外偷种子进来试验育种，不像在美国，真正做转基因育种的只有六大公司，所以中国的监管很难。
林祥明同时强调，之所以严打击打非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不是因为它有安全问题，而是它违反了《种子法》和《专利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中国产业化的优势在于“本土化”
参加研讨的农业生物领域科学家张世平表示，和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国的种子企业在产业布局、资金投入上劣势很明显，如跨国企业先正达过去一天的预算就达2000万，而中国的转基因重大专项分15年的总预算，中央加上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才200多亿。
不过，张世平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由于我们是针对中国市场，在本土进行研发，如转基因玉米，能针对亚洲玉米螟，东方粘虫等等，因此我们的产品能很快适应中国的农业种植，而美国的产品针对的是美国玉米的虫害。
张世平坚信，中国的企业可以将研发面集中于几个优势行业，如从玉米、大豆做起，如果政策开放，社会支持，将来中国也会有大的农业企业成长起来。
转基因产业化还需解决配套问题
参会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十三五”的科技创新规划公布以后，不等于转基因产业化就指日可待，中间还有一些障碍、问题需要克服。
首先是观念上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特别是管理部门官员，要真正和中央保持一致，真正地行动起来。其次，原来一些不适合于产业化发展的条文，包括一些安全评价、品种审定的规定，它们和国际不接轨，也没有科学基础，这些条文需要修订。
黄大昉认为，目前要尽快把品种审定工作明确下来，不能再发了安全证书以后又搞三五年的品种审定，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有利的措施，转基因产业化还会被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