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龙集团的入局同时触动了内部人的利益。2009年7月22日，在通钢总部(长春)，吉林省国资委召集通钢领导班子开会，宣布通钢重组方案，要求几位集团高层人士在建龙集团重组方案上签字。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当场辞职。
在2005年建龙集团重组通钢之初，在通钢15.7亿元改制成本中，有5.7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因无力支付，通钢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所在子公司的股权，而高管人员则获得9990万元奖励转为通钢约2.56％的股权。建龙集团进入增资扩股势必摊薄这些管理股。高管的反对让重组举步维艰。
建龙集团提出退出通钢并实施股权分立之时，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王珉曾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其答允建龙集团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
7月24日，作为建龙集团谈判代表的陈国君前往通钢“说服动员”，等待他的是成千上万名抗拒改制员工的怒火。这次王珉没有如苏钢改制时那般化险为夷。陈国君被围殴致死，十几个小时内，武警公安未能从人群中将陈国君救出。
其实，在血案发生当日，王珉曾亲自打电话给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但为时已晚，命案已生。
当晚9时，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钢铁永久退出通钢重组，抗议人群方才散去。建龙集团所做出的承诺：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永久不变，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增加员工收入并逐年提高内退职工待遇，也再没有机会告知通钢员工。
熟知吉林政经环境的人士认为，通钢血案完全可以称为吉林省国企改制的一个转折，甚至可成为供中国国企改制研究的一个样本。
以该事件为起点，在有关“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纷纭争执中，事件已被迅速符号化，通钢本身的改制亦变得更加复杂。
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工部原部长秦仲达、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刘实等离退休高干及学者总计141人，以《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为题上书中央领导等。（参见《财经》2009年第17期“通钢改制之殇”、2010年第9期“通钢‘罪人’”）
亲自操刀吉林国企改制的王珉，撞入通钢泥淖。
血案使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事件之后，吉林省两大主官也先后去职。2009年11月，时任省长韩长赋回农业部任部长，王珉则去了一省之隔的辽宁。
前述接近王珉的人士称，王珉去职一方面是因为通钢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有些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王珉期望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也希望离开吉林。
2009年11月，王珉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辽宁舆论
王珉在调任辽宁的就职演说中表态，“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经济总量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的基础最为雄厚，我深感责任重大，担子很重。我将始终以辽宁人民的福祉为重，以实现辽宁全面振兴为己任，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但不同于吉林的大操大揽，王珉被当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指“遭遇吉林波折后心灰意冷”，在辽宁“少有作为”。
王珉还在辽宁遭遇最多负面舆论——除辽宁省人大贿选负面，治下也曾有不少官员落马。
2014年7月7日，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辽宁后，曾反馈如下问题:领导干部插手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产资源交易等问题突出。
反馈后不到一个月，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先后落马。在王珉任内，谷春立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后跨省升任吉林省副省长，谷在鞍山任职时被当地群众称为“谷拆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