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徐霄桐白兆东尹岳张玉学/文
巧合或是确有关联，王珉仕途起伏几乎与主政之地的经济状况同步。
王珉起于学者之身，但弃教从政，先后履职于南京、苏州，以国企改制“苏州经验”扬名。在他任职期间苏州外资引资达到巅峰，在内地城市高居榜首。王珉在政坛冉冉升起，仕途前景看好。
恰逢中国高层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一时间东北大量国企急待改制，又因东北经济开放程度低，对内外投资望眼欲穿。
王珉乘势北上吉林，有了用武之地，他的苏州经验被用以操盘吉林国企改革。他在江苏长期从政与资本关系良好，为吉林揽来大量投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期间诸多苏企北上，在东北扩张商业版图，不过，他与苏企间存在政商牵连的传闻也不绝于耳。
王珉执政期间吉林经济数字趋好，多年GDP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或许是他在仕途上的得意时光，直至通钢事件爆发，王珉黯然离场。辗转辽宁后，东三省经济面临断崖式下降，王珉不复往日风光，在政坛逐渐沉寂，未能更上层楼。
王珉作为地方实权大员，由南至北，先扬后抑，终至陨落。其间浮沉，值得细品。
——编者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距2015年5月王珉卸任辽宁省委书记不到一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王珉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同一天，他的妻子张静在沈阳被有司控制并送往北京。
王珉发迹于高校，自进入政坛起一直在地方辗转任职，先后执掌苏州市和吉林、辽宁两省权柄，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与大多数“能吏”一样，他风格鲜明，伴随争议。他曾试图在不同地方复制成功经验，结果迥异。
王珉早年以国企改革之能扬名苏州，之后北上吉林后操刀国企改制。在他任上，苏州、吉林分别有1034家和3366家国企完成改制。
在疾风骤雨般的改制推进过程中，不乏一些“超常规手段”，这些弊端在2009年的通钢改制事件中爆发，王珉也从吉林黯然离场。
苏州“一把手”的经历让王珉积累大量企业人脉，在他主政吉林、辽宁时，大量江苏企业北上投资，对此，他本人并不讳言。不过，招揽投资的同时，对他以权谋私的指责不绝如缕。他事发后，不少企业也卷入调查之中。
苏州试水
1994年，在高校任职13年后，毫无从政经历的王珉突然出仕，担任正厅级的江苏省省长助理。
两年后，王珉升任江苏省副省长，一干六年。2002年5月，王珉出任苏州市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副省长，当年8月又升任江苏省委常委，次年初于地方“两会”时卸任副省长。
多名苏州的政商界人士对他的印象是一名有开拓思维的改革型官员，“有学者风度，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苏州一名商界人士说，王珉在苏州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国企改制、苏州老城区改造、提高公务员福利。
当时，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2000年前后，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地国有资本依然占比较大，许多国企步履维艰，经济强市苏州也不例外。
苏州的国企改制虽然起步很早，但王珉接任时，仍有大量市属企业改制滞后。
据苏州市体改办当时发布的数据，苏州市属企业2001年的亏损面就达57％，当年亏损总额4.5亿元；另外还有大量的潜亏、坏账、对外投资损失等不良资产和不实资产，停产、半停产企业近400家，占到企业总数的40％以上，由此造成国有（集体）资产严重缩水。此外，大量职工下岗，企业拖欠职工医药费和工资1.86亿元。
国企改制，是王珉到任苏州首先面对也亟须解决的烫手山芋。王珉在一年半时间里，成功完成任务。
2002年9月17日，上任四个月的王珉召开大会启动苏州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一年半后，王珉交出的成绩单是：苏州完成全部1034家市属企业的改制，涉及评估总资产267亿元，净资产46亿元，11.3万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
“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到位一基本”政策被总结为王珉的“苏州经验”。
苏州的国企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苏州最大企业之一的苏钢集团，当时员工近万人，引入的改制方是方正集团。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当时的一篇新闻稿称：“苏钢当年正式分流职工3751人，身份置换职工3599人。”改制过程中，受到苏钢集团不少员工抵制，曾经发生一个联营厂上千员工“包围”企业高管的冲突。当时工人们围着总经理提出诉求，时长约24小时。
就此事件，王珉态度坚决，指示不许退让，工人最后无奈散去。
此后的吉林通钢事件，像是这场风波的翻版，只不过两者结局迥异。
国企改制由王珉全面主导，而苏州老城区改制主要由时任苏州市长杨卫泽（已被立案侦查）操刀。苏州政府于2004年前后出台多个文件，对苏州古城区进行规划。一位熟悉苏州政界的商界人士说，王珉在苏州并不揽权，他对杨卫泽的工作非常支持。
通过地方财政补贴提高公务员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是王珉对苏州干部队伍留下的“德政”。即使出任吉林省委书记后，王珉仍多次组织官员赴苏州交流，2009年还与时任吉林省长韩长赋一起带团到苏州考察。
至2004年10月调任吉林省，王珉主政苏州不到两年半时间。时间虽短，但苏州执政经历为王珉留下不错官声，也使他获得许多苏州政商资源，为他日后浮沉东北埋下伏笔。
掌舵吉林
2004年10月，王珉转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珉主政吉林，应是被寄予借助其“苏州经验”振兴吉林的打算。
就在王珉北上一年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被列为国策。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则设置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小组由时任总理温家宝直接任组长，其成员囊括了几乎所有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的负责人，足见重视。
2004年3月，国务院振兴东北领导工作小组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四个重点工作，“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切实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至今，中国政府对东北的政策仍大体依照这四点展开。
在苏州改制国企和对外引资中表现出色的王珉是否因此脱颖而出获得晋升机会，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他的执政成绩与振兴东北的四个重点暗合，王珉之后在吉林的施政也大抵依照了前述四个重点展开。
从富裕的苏州到落后的吉林，王珉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执政环境和目标。
时任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王儒林曾在2003年撰写了《加快调整与改造全面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一文，其中提到当时吉林面临的难题：到2001年底，吉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资产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8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资产仅占1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同时其资产负债率比全国高出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比全国高出20％。
显然，王珉面对的是比上任苏州时更复杂的情况。苏南官员走马内陆，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理预期。
据《廉政望》报道，在制定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时，吉林省发改委原想在2004年基础上增长20％，王珉觉得太低了，应该增加一倍。发改委的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但王珉认为，即便增加一倍，这增速也比苏州慢多了。
另一则故事是，《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报道，王珉到吉林之后收到的第一张薪资条上金额约是2000元，他以为这是津贴或补助，但秘书告诉他这就是工资。2004年吉林省GDP总量2958亿元，而苏州市的GDP则为3450亿元，一省不及一市。
对王珉来说，利好消息则是他在吉林有较大的施展空间。一名曾在吉林省政府任职、接近王珉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王珉到吉赴任后，组织上已经考虑由他接班吉林省委书记，时任省委书记王云坤在工作上也以王珉为主。
王珉提出吉林经济发展要从“快走”变“快跑”，实现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赶超。首先倚重的便是招商引资，王珉在2005年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发达地区资本扩张的有利契机，全方位、宽领域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争取全省利用内资外资规模都增长40％以上。”
主政苏州的经历为吉林招商助益不少。2005年起，江苏众多民营企业进入吉林投资，开拓市场。2008年，王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很多人是来看看老书记，看能不能投资。”
成立于1999年10月的苏州市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光华集团）是北上淘金的苏企之一。其董事长许华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5年6月，光华集团借壳吉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于2013年金圆控股集团借壳光华集团，光华集团则逐步将资本转移出上市公司。此外，光华集团不仅开发了大批地产项目，也在多个领域飞速扩张，包括参股吉林银行持股1.7％。
除金融领域外，光华集团在吉林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均有斩获。
这在后来成为受人争议之处。反对者质疑王珉为江苏尤其是苏州企业在吉林谋利，支持者认为借助过去资源为主政地带来投资无可厚非。
对于质疑，光华集团行政管理部经理严小敏称，公司在吉林的项目，基本都是通过BT方式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该公司并没有赚钱。她举例说，在通化修的高速公路项目，是通化市官员“连夜求我们老板去做的”。
而对“许华在‘两会’后被相关部门带走”传闻，《财经》记者拨打许华手机，接电话的助理称，许华去国外出差，不知何时归国。
“超常”改革
除了组织南下招商，在王珉力争下，吉林获批主办“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吉林获得一个国家及国际区域经贸交流平台，这一博览会延续至今，被视为王珉留给吉林的遗产之一。
王珉主推的另一项政策是国企改革。前述王儒林撰写的文章中称吉林40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146户需要关闭破产，需核销银行呆坏账160亿元，涉及职工21万人。而全省只有15％的工业企业工艺装备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60％以上属于七八十年代水平，还有15％属于五六十年代或以前的水平，几无市场竞争力。
王珉上任之初，即提出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比重为80％。
王珉依靠的还是他的“苏州经验”。“四到位一基本”政策成为这次吉林国企改制的基本思路。王珉希望通过国有股转让、资产变现、土地置换、引进域外资本、减免有关收费和经营城市等渠道，加速推进国企改制重组。
2005年1月13日，在吉林省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王珉要求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816家省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这816家企业涉及职工60万人，总资产928亿元，总资产负债率达82.1％，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钢）名列其中。
方式仍然是招商。2005年5月，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及项目招商大会在长春召开。招商大会共签约项目115项，都是从前述816家改制企业中筛选而来，签约金额达123.9亿元。王珉主持大会，时任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和苏州市副市长赵俊生亦带团参加。
王珉曾于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吉林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而且企业的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
“比如我们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包括1400多名处级干部，全部动员起来，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我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这也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最大特点。”
改革上颇为激进的做法让王珉在媒体上获得“王大胆”称号。
2009年初，王珉对媒体称，“到目前为止，全省3366家工业及非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安置职工100万人，支付改制成本229亿元。改制后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明显增强，到去年末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达4118亿元，比2004年净增1318亿元。”
败走通钢
在吉林五年，国企改制对王珉来说是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果没有通钢事件。
王珉的苏州经验在庞大的通钢、恐惧而愤怒的职工以及被触动利益的内部控制人面前，失去了效用。而王珉在吉林所取得的成就，也因为通钢原总经理陈国君之死蒙上阴霾。
通钢早年在吉林一直是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通钢拥有数万人员，所在地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人口几乎全是通钢的职工和家属。
吉林省的国企改革不可避免地改到通钢头上。通钢自2000年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裁员。2001年，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复，通钢集团获得债转股指标，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持通钢17.16％股份。华融与通钢协议约定，通钢集团剥离包括行政、房产在内的物业公司、学院、医院等部门和单位。
在国务院关于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要求下，2005年初，通钢二次改制，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主业34个机构压为18个，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此次改制成本高达15.7亿元。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建龙集团）入局是在大面积裁员之后。2005年10月，经时任吉林省国资委常务副主任肖万民引荐，建龙集团参与通钢重组。
重组之后，建龙集团通过其持有的吉林建龙钢铁公司整体作价14.05亿元入股，持通钢36.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
然而改制后通钢经营状况仍不乐观。2008年通钢负债率高企，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建龙集团再次提出要求控股通钢，掌握经营管理权，或退出实施股权分立。
为此，王珉于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后吉林方面允诺建龙集团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然而接盘者难觅，吉林转而与建龙集团展开控股谈判。
数万名员工下岗的背景下，职工及家属普遍失去了安全感，谣言滋长，职工因恐惧而反对。然而对吉林省委以及重组方建龙集团来说，当时并没有可行的渠道与员工对话消解逐渐蔓延的仇视。
建龙集团的入局同时触动了内部人的利益。2009年7月22日，在通钢总部(长春)，吉林省国资委召集通钢领导班子开会，宣布通钢重组方案，要求几位集团高层人士在建龙集团重组方案上签字。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当场辞职。
在2005年建龙集团重组通钢之初，在通钢15.7亿元改制成本中，有5.7亿元是用于职工买断身份的经济补偿金。因无力支付，通钢以股抵债的方式将参与改制员工所获经济补偿金转换为所在子公司的股权，而高管人员则获得9990万元奖励转为通钢约2.56％的股权。建龙集团进入增资扩股势必摊薄这些管理股。高管的反对让重组举步维艰。
建龙集团提出退出通钢并实施股权分立之时，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王珉曾两度前往通钢调研，其答允建龙集团可以退出，前提是要等找到接盘人。
7月24日，作为建龙集团谈判代表的陈国君前往通钢“说服动员”，等待他的是成千上万名抗拒改制员工的怒火。这次王珉没有如苏钢改制时那般化险为夷。陈国君被围殴致死，十几个小时内，武警公安未能从人群中将陈国君救出。
其实，在血案发生当日，王珉曾亲自打电话给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但为时已晚，命案已生。
当晚9时，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钢铁永久退出通钢重组，抗议人群方才散去。建龙集团所做出的承诺：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永久不变，员工不裁员、不减薪，增加员工收入并逐年提高内退职工待遇，也再没有机会告知通钢员工。
熟知吉林政经环境的人士认为，通钢血案完全可以称为吉林省国企改制的一个转折，甚至可成为供中国国企改制研究的一个样本。
以该事件为起点，在有关“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纷纭争执中，事件已被迅速符号化，通钢本身的改制亦变得更加复杂。
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工部原部长秦仲达、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刘实等离退休高干及学者总计141人，以《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为题上书中央领导等。（参见《财经》2009年第17期“通钢改制之殇”、2010年第9期“通钢‘罪人’”）
亲自操刀吉林国企改制的王珉，撞入通钢泥淖。
血案使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事件之后，吉林省两大主官也先后去职。2009年11月，时任省长韩长赋回农业部任部长，王珉则去了一省之隔的辽宁。
前述接近王珉的人士称，王珉去职一方面是因为通钢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有些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王珉期望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也希望离开吉林。
2009年11月，王珉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辽宁舆论
王珉在调任辽宁的就职演说中表态，“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经济总量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的基础最为雄厚，我深感责任重大，担子很重。我将始终以辽宁人民的福祉为重，以实现辽宁全面振兴为己任，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但不同于吉林的大操大揽，王珉被当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指“遭遇吉林波折后心灰意冷”，在辽宁“少有作为”。
王珉还在辽宁遭遇最多负面舆论——除辽宁省人大贿选负面，治下也曾有不少官员落马。
2014年7月7日，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辽宁后，曾反馈如下问题:领导干部插手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产资源交易等问题突出。
反馈后不到一个月，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先后落马。在王珉任内，谷春立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后跨省升任吉林省副省长，谷在鞍山任职时被当地群众称为“谷拆拆”。
2013年1月，辽宁省人代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后曝出在该选举中出现违反换届选举工作纪律、送钱送物、拉票贿选等问题。
2014年10月11日，中央巡视组通报了辽宁省委的巡视整改情况，其中关于选举问题的表述为，“关于省委的政治敏锐性不够强，没有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高度认识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对选举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组织部署不到位问题，部分领导干部组织纪律性不强，未能坚持原则问题；拉票贿选情况较为普遍……”
贿选问题发生时，王珉担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为王阳。
巧合的是，在王珉被宣布接受调查后的第14天，在北京学习的王阳，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知情人士透露，几乎同时，王阳的妻子和秘书也被控制，由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送至北京。
关于代表贿选问题，早在辽宁坊间传开，后逐渐发酵。知情人透露，此案涉及官员众多，早前王阳被点名通报批评，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深入，“牵出重量级的官员”。
近年来，辽宁政坛频频有重量级官员落马，包括抚顺原市长栾庆伟，沈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杨亚洲，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军，大连市委原常委、长兴岛管委会书记金程等。
王珉主政辽宁期间，经济并无起色。辽宁省GDP增长幅度由2009年、2010年的14％降到了2011年、2012年9％左右，2014年、2015年更是分别只有5.8％和3％。与辽宁类似，东三省经济都经历了断崖式下降。
中国社科院一名长期关注东北区域经济的学者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政府提出振兴东北之后，从数据上看东三省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速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当时全国的重化工企业都迎来了高增长时期，而东三省正好是重化工企业的聚集地。此外，从东三省GDP占全国GDP比重来看，多年来始终维持在9％左右，并没有得到较大增长。
在该名学者看来，东北近年来经济断崖式下降，一是因为全国经济普遍放缓，同时重化工产业又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东三省以国企为主的经济形态未有改观，对经济形势的应对调整不够及时。
无论如何，辽宁从东三省“发展基础最雄厚”之地，变为王珉2015年离任时的GDP增速全国垫底，王珉难咎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