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确认牺牲的那天，五队一楼大厅的监督栏上，原队长赵飞、执勤队长张奇的照片被取下来了。
队里的民警吕鑫说，大家没法面对，“每天都从这儿过，看着伤心。”
出警的25位战友中，有1位队长、1位执勤队长、14位战斗员、3名电话员、6名司机。
苏循程怕教导员出事，总跟在王津身后。有一天，王津去赵飞的办公室，恍惚间出现幻觉，看到了赵飞的身影，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们这不成现实版的《集结号》了吗？五队不成九连了？我不成了谷子地了？”王津眼睛红了。
电影《集结号》里，连长谷子地带领九连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惨烈的战斗中，除了谷子地，其余47人全部阵亡。
留守的李泽华无法想象战友牺牲时的惨烈，留给他的只有残忍。
在殡仪馆，横在他眼前的尸体，用蓝布包着，揭不开，不让看。李泽华只能摸，从左脚、左腿、腰、肩膀、到头，停住了，头已经不完整了。再摸到右边，裤管空荡荡的。
那是他最好的伙伴刘志强的遗体。
李泽华和战斗班的刘志强、柳春涛、董泽鹏、苑旭旭同在河北蔚县一个村子里长大。五个人不分彼此，甚至共用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现在，他只能自己用了。
以前，每次伙伴们出警，李泽华都会在楼下等着；现在队里再接警，他再也不愿意下楼了，“还等谁呢？”
一位天津港消防系统的领导为逝去的小伙子惋惜，港里的新兵，都是“三个月就进火场”。这三个月培训，更多的是练体能、熟悉器械，在灭火的知识储备上，可能仅仅在“普及”阶段，还远不足以应付危化品爆炸这样的灾难。
他介绍，在西方，消防员是终身职业，仅训练就要持续三年。必须对消防的方方面面都了解透彻，才会被允许进火场。
王津承受的，是伤痛。这一个月里，他从不出席追悼会，拒绝一切可能接触到逝者和家属的机会。“无言以对。”
那些兵，在他眼里的孩子，不过十八九岁，很多来自河北、山东、东北农村，“大多数是为了挣点钱。”
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五队。这个在天津干了整整20年的“老消防”，把天津港公安局、消防队的牺牲名单摊开，一半以上是他的旧友。
天津港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郑国旺，从小到大的同学，“今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天津港公安局副局长陈嘉华，与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共事过；四队教导员 张干生，也是五队前任教导员，他留下的一盆花还摆在窗边，一抹新绿；一队队长陈勇军，是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教战训灭火的师傅……
王津把手机通讯录里很多个名字都删除了。陌生的号码反而让他感到安全，而那些熟悉的名字会提醒他回到现实。
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有着复杂的心理：一面想要重整旗鼓，一面想要缅怀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那是一股难以自控的情绪。“同时做到这两点，太难了。”苏循程说。
“我不要做逃兵”
苏循程不再提回家的事，他说他不怕出警，不怕训练累，甚至不怕“把命交待在里面”。
最近，苏循程做了个决定：留下来。
离队的想法是爆炸之前就有的，这个东北小伙儿今年19岁，看起来却像是十五六岁，休息室里，他一边看着手机视频，一边啃着小浣熊干脆面。
成为战斗员之后，队伍每天都要环着港口跑3000米，体格瘦弱的苏循程总是很吃力，要靠队友拉着，队长在后面开车赶着，才能跑下来。
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小苏动了走的心思，想回东北老家，换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