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消防支队第五大队，教导员王津正监督新到岗的消防员训练。近一个月前，他失去了几十位战友。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2015年9月7日，天津港消防第五大队，新到岗的消防员们正在训练。
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消防第五大队，消防员们正在训练爬高梯。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发生前，整个天津港消防支队包括后勤共有230多名消防员，其中能上火场的战斗员有100多人。
截至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牺牲加失联的消防员为80人，几乎全是战斗员。
王津掰着手指头算：“战斗员相当于损失了一多半，一、四、五这三个队就相当于没了。”这位40岁出头的教导员，怀念他的五队。“五队还有人，他一定能重生。”王津和幸存的队员们，还没来得及抚平失去战友的悲伤，就要打点重新出发的行装。
天津港爆炸事件一个月，对那些消防员来说，如何直面恐惧、走出阴霾，值得记录。
8月18日，新京报报道了《消防第五大队，没人活着回来》，出警25人，全部牺牲。
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依旧把视角放在第五大队，“五队”的重生轨迹，或许就是天津消防系统“伤愈”之初。
从地图上看，东疆港像是陆地伸出的一柄长刀，砍进了渤海。
天津港消防五大队，就在这大刀的“刀尖”上。从队里出港，需北行，再西进，开上15公里。宽阔的路上车辆极少，一路海风树影，温润、宁静。
这是教导员王津回家的路，每到周末，战士们总爱蹭他的车出港，王津打趣道：“你们倒挺聪明，每次都捡好车坐。”有了他们，一路上总是笑笑闹闹。
这也是8月12日五大队25位消防员出警的路。那天深夜，天津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全队无人生还。
爆炸发生后，这支消防队一度陷入死寂。即便是幸存者，也需要面对一场战斗，不是对抗突发和解决火情，而是关于如何“让五队活下去”。
“我们现在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重整装备、重起大楼，而是重建人心。”王津猛吸了一口烟，顿了顿。
“但我们回来了。而且会比以前更好。”他在“回来”这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一个人也要出警”
爆炸后的一个月，五队共出警三次。“最艰难的时候我承诺过，哪怕只剩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我们也要出警。”教导员王津说。
一转眼，他们的身份变成了幸存者。
教导员1人、战斗员3人、民警3人、电话班1人、司机班两人。他们因为轮休、请假或岗位原因，躲开了这场劫难。
一个月后，爆炸留下的痕迹已经不多。在五大队，新的秩序在重建。
出警的25位消防员牺牲了。人员相对充足的天津港消防二队、六队向五队补充了10位消防战士，加上爆炸时未出警的3位战斗员，算是凑齐了3个战斗班。
出警的6辆消防车都被炸毁了。支队又调了2辆到队里，锃亮的，停在车库中央。
车库也被震坏了，地上撕开一条大口子，整扇门垮下来。维修工人来得很快，连着几天赶工，5米高的红色大门重新立了起来。
新的消防设备也到了，车库里挂上了新的战斗服，13件，一尘不染。
从爆炸发生到9月10日，五队共出警三次，一次是车祸，另外两次，是一个垃圾堆场的遗留杂物起火。这些遗留杂物，正是来自爆炸现场。
在五队的辖区里，开辟了一个两万平米的临时储存场，那些焦糊的、来路不明的集装箱碎片就堆放在这里。
一位出警的消防员说，“那里不能多去，简直是一座伤心博物馆。”
但他们还是去了。
不幸中还有万幸，爆炸没有毁掉五队的余脉：当天休假的人里，有两个战斗班班长、一个战斗骨干。
“现在他们能挑大梁，没问题。”王津说。
这位五大队的教导员，空下来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拿着烟灰缸，一天能抽几包烟，这是情绪的唯一出口。
“最艰难的时候我承诺过，哪怕只剩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我们也要出警。”王津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我。
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把队伍重新建起来。
这两天，他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一个月前的那件事，我已经忘记了。”“那些人，我这辈子都不忘。”
最后一声嘶吼
在前方，爆炸前一分钟，电台里传来了一声嘶吼，来自一个未知的声音，“撤”。
真的忘记了吗？
其实，王津记得比谁都清晰。
爆炸那天，天津港消防四大队首先接警，因为火势严重，距离较近的一大队和五大队奉命增援。
8月12日22时57分，五大队出警，车开得很快。在五大队附近办公的一位民警见到了这支队伍。当时民警开着轻便的警用轿车，和五大队几乎同时出发、同时到达。“他们还要穿装备，还开着大车，要多训练有素，开多快，才能赶得上爆炸？”
23时11分，五大队后方电话班接到电台报话，前方战友汇报：“五大队，请记录一下，咱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火灾现场。”
这是后方接到的最后一次电台报话。
在前方，爆炸前一分钟，电台里传来了一声嘶吼，来自一个未知的声音，“撤”。
“根本来不及，没撤出来。”一名司机回忆。
19岁的战斗员苏循程刚到队里不久，业务还不熟。那天他没有去，只是跟着大家下楼，坐在车库里等战友回来。
20分钟后，他等来了一声巨响，一朵照亮海港夜空的蘑菇云。消防队停电了。
下班在家的王津也看到了蘑菇云。这位从业20年的老消防知道事情有多严重。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他知道五大队出警了。
赶紧拨队里的值班电话：“咱队是爆炸之前还是爆炸之后赶到的？”值班员回复：是之前……
凌晨1点20分，爆炸过去近2个小时，依然没有来自现场的消息。王津给带队出警的队长赵飞发了条短信：“飞哥，我很担心你们。”没有回复。
他奔回队里，开着仅剩的抢险救援车往火场赶，“说实话，这辆车在火场起不到多大作用，我只是想把我的兄弟救出来。”
但此时火场已经封锁，消防车到半路被拦下来，领导把他叫了回去。
苏循程依然在楼下等着，等到早上五点。等到一天、一周，五队无人归来。
战斗员出发前整齐放在床上的手机，好多都有200多个未接来电，留守的苏循程一个也没接过，他不敢接。
失去的不仅是五队
“我们这不成现实版的《集结号》了吗？五队不成九连了？我不成了谷子地了？”王津眼睛红了。
被确认牺牲的那天，五队一楼大厅的监督栏上，原队长赵飞、执勤队长张奇的照片被取下来了。
队里的民警吕鑫说，大家没法面对，“每天都从这儿过，看着伤心。”
出警的25位战友中，有1位队长、1位执勤队长、14位战斗员、3名电话员、6名司机。
苏循程怕教导员出事，总跟在王津身后。有一天，王津去赵飞的办公室，恍惚间出现幻觉，看到了赵飞的身影，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们这不成现实版的《集结号》了吗？五队不成九连了？我不成了谷子地了？”王津眼睛红了。
电影《集结号》里，连长谷子地带领九连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惨烈的战斗中，除了谷子地，其余47人全部阵亡。
留守的李泽华无法想象战友牺牲时的惨烈，留给他的只有残忍。
在殡仪馆，横在他眼前的尸体，用蓝布包着，揭不开，不让看。李泽华只能摸，从左脚、左腿、腰、肩膀、到头，停住了，头已经不完整了。再摸到右边，裤管空荡荡的。
那是他最好的伙伴刘志强的遗体。
李泽华和战斗班的刘志强、柳春涛、董泽鹏、苑旭旭同在河北蔚县一个村子里长大。五个人不分彼此，甚至共用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现在，他只能自己用了。
以前，每次伙伴们出警，李泽华都会在楼下等着；现在队里再接警，他再也不愿意下楼了，“还等谁呢？”
一位天津港消防系统的领导为逝去的小伙子惋惜，港里的新兵，都是“三个月就进火场”。这三个月培训，更多的是练体能、熟悉器械，在灭火的知识储备上，可能仅仅在“普及”阶段，还远不足以应付危化品爆炸这样的灾难。
他介绍，在西方，消防员是终身职业，仅训练就要持续三年。必须对消防的方方面面都了解透彻，才会被允许进火场。
王津承受的，是伤痛。这一个月里，他从不出席追悼会，拒绝一切可能接触到逝者和家属的机会。“无言以对。”
那些兵，在他眼里的孩子，不过十八九岁，很多来自河北、山东、东北农村，“大多数是为了挣点钱。”
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五队。这个在天津干了整整20年的“老消防”，把天津港公安局、消防队的牺牲名单摊开，一半以上是他的旧友。
天津港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郑国旺，从小到大的同学，“今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天津港公安局副局长陈嘉华，与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共事过；四队教导员 张干生，也是五队前任教导员，他留下的一盆花还摆在窗边，一抹新绿；一队队长陈勇军，是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教战训灭火的师傅……
王津把手机通讯录里很多个名字都删除了。陌生的号码反而让他感到安全，而那些熟悉的名字会提醒他回到现实。
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有着复杂的心理：一面想要重整旗鼓，一面想要缅怀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那是一股难以自控的情绪。“同时做到这两点，太难了。”苏循程说。
“我不要做逃兵”
苏循程不再提回家的事，他说他不怕出警，不怕训练累，甚至不怕“把命交待在里面”。
最近，苏循程做了个决定：留下来。
离队的想法是爆炸之前就有的，这个东北小伙儿今年19岁，看起来却像是十五六岁，休息室里，他一边看着手机视频，一边啃着小浣熊干脆面。
成为战斗员之后，队伍每天都要环着港口跑3000米，体格瘦弱的苏循程总是很吃力，要靠队友拉着，队长在后面开车赶着，才能跑下来。
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小苏动了走的心思，想回东北老家，换个工作。
这次爆炸发生，他没有去现场。
爆炸前几天，队长问他是否可以出警，他回答：“没把握，半个月之后应该可以。”
这让他成了幸存者。
“幸存者”有段时间也是痛苦的，有同伴说他“命好”，但他理解这话的背后，有“怕死”的意味。
“我已经是老队员了。我不是逃兵，也不要做逃兵。”他有点严肃了。
苏循程不再提回家的事，他说他不怕出警，不怕训练累，甚至不怕“把命交待在里面”。
其实，短短一个月，远没有让这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消除恐惧感。
恐惧感来自于战友的集体牺牲，和以后未知的战斗。
但是他们还是要去，为了战友，也为了自己。
9月3日，新任执勤队长平伟出警，明明人手够，一个和他关系好的消防员偏要跟着去：“我怕你死了。要死，一起死……要走出来，就一起走出来。”
与苏循程的想法类似，五队没有一位消防员因为爆炸而申请退队。
爆炸后，王津的微信签名改成了：我最后一个离开。
现在上下班，王津不得不经过爆炸发生地。车窗外人声鼎沸，成百辆卡车拖着巨大的集装箱的遗骸呼啸而过。
上班30天，走了60次。每次他都提醒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五队还有未来，尽己所能把队伍带好。因为，还有新人到来。”
五队新来的年轻人
好几个新来的小伙子，也能记得住战斗员的行为准则，“有一条是，勇敢、顽强、坚决完成任务。”一个小伙子说。
五队又新来了10个小伙子，都是战斗员。
算上家属、后勤、食堂人员，全队现在充实到了37人。王津点点头，又成了一支队伍。
9月9日下午2点，五队召开了新队员入队后的一次重要会议。王津主持，3位民警、6位消防员参加，其中一半都是新人。劫后余生，这是新的骨干班子。
会上，王津将新老队员打散，分了新的班级，班级里，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编号，每个编号对应的职责不同，守土有责。
一班、二班、三班、电话班、司机班、后勤班，“班长分别是谁？”每一个新队员，王津都会认真地念一遍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抄写在本子上。
一起确定的，还有五六页的新制度，包括对消防员的请假销假、出警、训练。打印出来，每个班都拿一份，放在宿舍最显眼的地方。
在军事化管理的队伍中，很多会议都是“有事说事”，但有一次，让苏循程印象深刻的是，王教对大家说了句题外话。
“别为那件事伤心，只要有咱们在，五队还能重新再起来。”
在新队伍里，爆炸被称作“那件事”，少提，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好几个新来的小伙子，也能记得住战斗员的行为准则，“有一条是，勇敢、顽强、坚决完成任务。”一个小伙子说。
消沉之后，五队又有了生机。
苏循程在宿舍里不是孤身一人了，新室友入住，他也不用像几天前一样“整夜开灯睡”。
队里的篮球赛恢复了，两队的小伙子们闪展腾挪，叫着“传球”、“漂亮”，也为了一场比赛的胜负互不服输，相互吵架。
吵架之后，又是训练，大伙在一座15米高的单体建筑上爬高梯，有说有笑，又成兄弟了。
9月7日下午，新调来的消防车调试功能。测试发现，有一辆车的“中压出水口”有问题。阀门打开，白色水柱喷涌而出。
还没等管机务的民警下来调试。一位消防员玩心大发，举起水枪：“这样行不？咱直接拿着水枪朝他三楼窗户喷水，他自然就下来了。”
大家都踊跃“叫好”。有人嚷着，“顺便给王教的窗户也来上一枪。”
这群黑衫青年，把身体靠在背后艳红的消防车上，笑成一团。
王津喜欢营地里有欢笑打闹声。
他这两天挺累的。
9月9日晚上，忙完一整天，他开车沿着那条路出港。
回家要28公里，他打开音响，张国荣和谭咏麟的歌钻了出来。“都是20多年的老歌，就是听不厌。”
张国荣唱到《风继续吹》时，他完整地跟着和了一段；“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
渤海湾夜风温柔。车外，就是那片爆炸后的废墟。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沈威 天津报道
编辑：SN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