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6)

7月至8月，英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HMSQueen Elizabeth，R08）与美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USSAmerica，LHA-6）编队在菲律宾海进行高烈度联演联训。8月20日，两支编队进行了舰载机的交叉着舰训练（Cross-decking），这也是现代海军史的交叉着舰训练。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起飞的F-35B舰载机降落在“美利坚”号上，装载弹药、加油，并完成后续目标打击任务。从演习科目来看，两军重点演练互操作性，英国航母实际上扮演着美国航母的角色。[11]

10月3日，日海自“出云”号（JS Izumo，DDH-183）直升机驱逐舰上成功起降一架来自美海军陆战队的F-35B舰载机，标志着“出云号”已经初步具备成为航空母舰的能力。[12]

这些动作都在表明，美国正在通过舰载机的互相部署、军舰互相编组、军舰与他国补给舰之间的相互补给等，将其与盟友之间海上力量的互操作演练常态化，从而有效的整合利用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力量，并进一步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

（三）演习科目极具针对性

这些演习既包括传统的大型演习如“卡拉特”联合演习(Exercise CARAT)、“马拉巴尔”联合演习（Exercise Malabar）等，也包括小型战术演训。演习科目主要集中在反潜作战、防空作战、两栖作战、电子战、海上补给等方面。

美军还加强验证一系列新兴作战概念，如“多域战”（Multi-domain Operations）、“远征前沿基地作战”（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Operations, EABO）、“分布式海上作战”（Distributed MaritimeOperations）、“对抗环境下濒海作战”（Littoral Operations in aContested Environment）等，积极探索未来作战方式。例如，2021年5月，美海军陆战队及海军在冲绳周边联合举行“远征前沿基地作战”(EABO)作战概念训练；[13]2021年8月，“大规模演习-2021”演练了“分布式海上作战”（DMO）、“远征前进基地作战”（EABO）和“对抗环境下近海作战”（LOCE）概念。[14]

另外，演习也具备高度实战化色彩。例如，11月21日-30日，美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多国海上力量举行“年度演习-2021”（ANNUALEX-21），以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海自“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领衔的五国17艘军舰在日本四国岛以南的菲律宾海集结，开展了长达10天的大规模演习，演习科目具高度实战化色彩，包括高级海上通信作战、反潜作战、空战作战、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跨甲板起降和海上拦截作战。此次的演习还进行了首次联合信息战 (Information Warfare) ，[15]期间各方使用集成的控制和指挥平台、共同进行战场环境评估，作战系统融合进一步加深。演习结束后，美第七舰队司令称，此类演习是在对潜在对手发出信息，以阻止“侵略性或专制”国家在该地区的过度扩张，[16]针对性不言而喻。

总体上，多边演习以加强集体战备、维持海上优势和增强互操作和海上投送能力为主要目标。

五、涉海战略、作战概念及装备创新

（一）战略构想：从战略竞争向综合威慑转变

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中，与中俄“长期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的提法备受质疑，因为“广泛的、未能界定的使命”破坏了国防战略的初衷，“成为规避战略艰难选择的漏洞”，而与“大国竞争”混用加剧了混乱。政府应将下一个《国防战略》的重点“放在加强对中俄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上。”[17]几经讨论，包括拥有“让对手三思”的最好武器系统、最新技术以及新作战概念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被确立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18] 2021年8月6日，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表示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湾等问题上的行动“感到担忧”，有必须对中国实施“综合威慑”的紧迫感。[19] 12月9日，负责政策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玛拉·卡林透露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于2022年早些时候发布，跨域整合美军力量、整合盟友与伙伴的综合威慑战略将成为美国“应对挑战”的“真正前沿和中心”。[20]

相应地，美国对华海上战略也在从竞争向威慑转变。作为落实2020海军作战部长指南——《海上优势：综合全域海军力量获胜之道》的海军年度纲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1月11日签发的2021年《导航计划》进一步明确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长期战略威胁”，强调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仰赖海洋，要求生成综合全域海上力量以“新的方式”与对手进行竞争：赢得每天的竞争以慑止对手；如果威慑失败，做好直面对抗和赢得战斗的准备。而美国调整全球军力要以提升对华优势为优先。[21]这就将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要求具体为“慑止或击败侵略”。10月，美国新任海军部长发布战略指南将发展作战概念和提升能力以推进对华威慑和扩大战争优势列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优先事项。[22]

空军和陆军等军种也在国防部“联合全域战”（JADO）的框架下明确威慑任务。美国空军领导不仅强调快速发展的中国空军已成为现实挑战，要求改变美国空军和太空军的落后状况，守住“全球制高点”，以支持其他军种共同提供综合威慑，在印太地区威慑并击败中国。[23]随着应对中国的“决定性挑战”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军种都会出台针对中国的综合威慑战略。

（二）作战概念：聚焦实操和实战

战略构想离不开具体的作战概念支撑。特朗普下台前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将美军在印太对华军事战略的目标具体化为：一、在冲突中拒斥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海空主导权；二、保卫第一岛链内的“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三、主导第一岛链外的全域。[24]各军种大体上均据此提出和革新印太作战概念以应对南海和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

反舰作战（ASuW）是美国确保海上控制和军力投送的首要任务，也是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DMO）的核心。着眼于对华在南海和台海的威慑和战争准备，美海空军都在强化针对解放军水面战舰及运输船团的打击能力。2021年4月7日，吉尔迪表示美国海军将采取兼顾水上、水下的“分布式方式进行编队”，确保舰队生存，通过融合有人和无人平台、发展高超声速和定向能等先进武器增强对敌攻击性；海军作战架构（NOA）也尝试嵌入“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框架提高杀伤力。[25]4月30日，美国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发布了新的进攻性反水面作战文件，宣布研制下一代舰载机空射远程反舰导弹。[26]除了按照“敏捷战斗部署”（ACE）扩建在冲绳的机场，美国空军近期成功测试了用运输机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的“快速龙”项目。美国空军12月成功测试了用运输机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的“急龙”（Rapid Dragan）项目。[27]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2月1日发布了《内线作战》的新作战概念，具体化“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EABO）。与海空军强化防区外打击能力不同，海军陆战队主张以多军兵种和盟友部队组成的规模较小而作战能力强、隐蔽机动的部队在战区内前沿活动，以支持己方军事活动和威慑对手、破坏对手的计划和行动。[28]近日，日本媒体披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拟以日本西南诸岛为“临时攻击基地”应对台海“紧急事态”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可能就是“内线作战概念”的应用。[28]除了向“游击战”转变，海军陆战队已经按照“脱离陆上部署、重新上舰待命”的十年改革要求裁汰了所有重型坦克，打造专注于海上作战、更为机动灵活的舰队陆战部队（FMF）。美国陆军则发布《路线图2028—2029》打造应对大规模作战的“强行介入师”。[30]

此外，美国还大力强化其盟友在相关作战概念中的角色。作为“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不仅力推与日本在南海与台海的实战化军事合作，也怂恿和拉拢北约盟友派舰艇在南海和东海活动，并制造国际热点,例如10月15日，美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加拿大皇家海军“温尼伯”号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更有甚者，美国可能通过9月成立的澳英美联盟（AUKUS）在澳大利亚部署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提高美军生存能力和提高对中国的防区外打击能力。同时，美国也在继续努力在南海周边谋求长期军力部署的前沿基地。自7月底美、菲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定》以来，美军舰在苏比克湾活动愈加频繁。2021年上半年，仅3月有美陆军1艘“哈珀斯·费里”号登陆舰在苏比克湾停靠；下半年，累计11艘美海军军舰进驻苏比克湾，类型包括补给船、海洋监视船、驱逐舰等，数量逐渐上升，可见苏比克湾对美军的使用权限进一步开放。美军将苏比克湾作为南海的前沿基地，在此常态化部署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南海的活动强度。

（三）军事装备与技术：谋求形成新的代差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等文件显示，美国承认中国已经在第一岛链内拥有空中和海上主导权，美国军事建设的重点为在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扩大对华优势，以保持对华威慑能力并确保在南海和台海的冲突中击败中国。[31]除了提出新的武器和技术项目和开发现有装备新用途，如运输机发射“托盘式武器系统”，美军也在打造针对对手的“杀手锏”。

研发和试验防区外高超声速武器和反导技术。美海空军均加紧推进防区外反舰和空地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和测试以弥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并推进其他超声速武器研制以缓解印太美军面临的中国导弹压力。2022财年，美国国防部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的预算要求高达38亿美元。[32]

建立精确打击和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披露，印太司令部按照“太平洋威慑倡议”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提高对华战区威慑能力建设的文件。印太司令部计划“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部的第一岛链部署综合联合部队精确打击网络，在第二岛链构建综合防空导弹防御能力，以及部署能够维持长时间战斗行动能力的分散型部队”。[33]

开发新的海上作战系统。2021年12月15日，雷神公司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成功完成了对“跨域海上监视和瞄准项目”（CDMaST）的演示。据报道，这个“海上‘系统中的系统’”将助力分布式海上作战，并在竞争的环境中置对手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于险地。[34]

研发和试验定向能武器。8月初，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成功进行了高能激光武器系统（HELIOS）的舰上发射试验；[35]几乎同时，美国空军宣布开发名为Mjolnir的微波反无人机武器系统。[36]

此外，美军各军种还将根据军事战略构想和作战需要推进Counter-C5ISRT、陆基中程导弹、下一代核潜艇SSN（X）、下一代驱逐舰DDG（X）等一直被强调的新技术和新武器研发工作，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军事优势。

六、总结和展望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在军事竞争方面的对华政策非常清晰：即既要强化竞争、加强威慑，同时又要加强危机管理。2021年，在这种“既要又要”的逻辑之下，美军南海绝大多数军事活动的频次和强度却在进一步走高。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都在持续加强与中国的军事竞争，而南海是斗争的焦点。尽管不同的总统和政府的行事风格和政策重点迥异，但毫无例外，都不遗余力地强化在南海的前沿存在和军事活动。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的焦点确已转向台海，但军事斗争的焦点依然在南海，而且，台海与南海局势实际上根本不可分。未来，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仍会继续加剧。美军在南海如此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不太可能与“航行自由”和地区和平有关，在“中国威胁”和“大国竞争”心魔的影响下，未来美军的行动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正在背离地区和平发展的福祉，也在制约其自身的政策目标。“熊掌与鱼肉”往往不可得兼，军事竞争与危机管理的平衡并不好把握。无疑，在南海，因美国军事行动而导致的摩擦风险正在急剧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