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上世纪，中央当年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这一方针，就是承认了“香港存在不少人对中共、中国和社会主义有偏见、有成见”这一事实，并因此决定不把内地这一套在香港实施，而尊重香港的独特性。“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创制的。

但是，允许香港人在心理上、精神上不喜欢内地及其制度，不等于说你可以采取行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我认为夏宝龙其实是同时在向三种对象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针对激进的反对派，如果他们仍继续越过“红线”，他们的结局会非常悲惨。

二是针对普通市民，告诉他们“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方针并没有改变，只要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拥有的自由和权利都不会改变，普通的批评、骂一骂，料想中央也不会就不容忍，而且未来在一个更良好的政治社会局面下，民主发展的前景可能反而更美好。

三是针对有从政意愿的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中央有更严格的要求，即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不仅不能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还需要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必须效忠中央政府，接受中共的领导。

环球时报：在夏宝龙的讲话中，“爱国者”中还有一部分“坚定爱国者”，他们来担任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的特区管治责任。您怎么理解“坚定爱国者”这个定义？中央对他们比一般的“爱国者”有哪些更高的要求？

刘兆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特区管治团队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复杂多变、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种局面下，中央对治港的“爱国者”有更高要求是必然的，他们不能只集中于香港内部的一些行政管理，还需要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大局，有国家意识，了解国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治港的“坚定爱国者”需要关注到香港内部那些不会善罢甘休的内部敌对力量，他们一定会继续寻找任何机会继续争取自己的目标。“坚定爱国者”需要有高度的战斗力和团结性，来应对这些斗争。

具体来说，治港的“坚定爱国者”不仅要严格执行国安法，还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各种与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不仅是在管治领域，还应涉及到教育、媒体、司法等各个领域。

国安法只是一个开头，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坚定爱国者”们去做，其中也包括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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