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夏宝龙的论述也是在纠正长期以来香港一部分人对“爱国”概念的误读，即爱一个抽象的“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民族中国”，并将之与现实中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然后以此为由，做一些事情损害、破坏、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夏宝龙的讲话是针对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明确地划下一条“红线”。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社会到底该如何理解“爱国”、“爱港”、“拥护党”三者的关系？过去，港人在理解这一问题上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刘兆佳：长期以来，很多香港人都无法正确理解这三者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大多从香港本地出发，把香港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却从没真正认真考虑过香港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基本法对这方面内容提及得也很少。

一些香港的反对派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把香港的利益与内地、国家和中央的利益对立起来，宣扬“既然要保护香港利益，就不能让中央插手香港事务，否则会对香港不利”等论调，并把这当作动员民众参与“抗争行动”、推动他们认为的“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理据。而这种论调一度在香港颇有市场，因为不少香港人仍然有“反共反中”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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