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几周内，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新冠病毒暴发的态度，即便不是消极被动，至少也是漫不经心——让遏制病毒扩散的最佳时机白白溜走。中国遭遇的是一场凶猛的突袭，而西方国家的政府提前几周就收到了通知。

外界似乎认为中国的经历具有其独特性。我想这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觉得中国远在天边，流行病肯定不会传播得这么远、这么快。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外界尤其是西方人，总盯着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使他们轻视了中国决策的可能价值和重要性。

当中国在1月份实施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时，一些外国主流媒体不仅批评这些措施过度，还说这套做法落后或毫无意义。中国仅用一周多时间建成两所医院，然而对中国这一壮举的惊叹也夹杂着某种不怀好意。而且，当建立隔离中心收容感染者，使他们不会将疾病传播给家人时，这种努力被描述为反乌托邦，或者至少是混乱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隔离措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政府努力工作以促使人们接受采取强硬措施的必要性。政府用大量的社交媒体帖子、事迹、广告牌、广播节目和文章，让公众认识到病毒的风险。

隔离最严格的时期我就住在中国，也跟发牢骚的精英们交流过。从这些经历我知道，人们对遏制疫情的措施沮丧甚至恼怒，但他们基本上也是支持的。

西方有些人只关注中国如何未能阻止最初的疫情暴发，但却忽略了中国体制行之有效的方面。机场检查体温、保持社交距离或为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费治疗，这些都与威权主义无关。

顾客排队间隔一米进入超市

然而，在中国以及后来亚洲其他地方疫情扩散的几周里，太多的国家都在远观，仿佛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一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愿而犹豫不决。有些则似乎掉入了认为中国永远是“他者”的观念，以为中国的经历与我们无关，更不用说提供任何经验教训了。

作者伊恩·约翰逊，环球时报-环球网/陈俊安译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