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回归（包括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导完成的。

这些老一代政治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强烈对比，对香港始终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往往倾向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的不和谐声音和做法也具有较高的宽容度。

但随着年轻一代中国官员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线，以及内地主要城市与香港之间经济和制度差距的缩小，老一辈政治人物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怀和现实考量，未必能被成长经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国精英阶层继承下来。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

未来“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实，部分取决于年轻一代中国精英阶层在多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对香港的观感、看法和态度。

特别是随着两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内地的习惯思维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势必对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阶层对香港的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高度自治本身还是未来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各派势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选也好，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进香港的民生、解决香港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央权力、改变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国国家认同。

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国两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中央政权的挑战者和颠覆者、甚至政治“异邦”的构建者，而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务的讨论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合作者，不仅会令其自身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总而言之，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间就越大，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就会越以繁荣稳定为主要目标；反之，则“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空间就会被收缩，对香港的管控就会更以确保国家及政权安全为主要目标。

“一国两制”是一个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

中央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越稳固、特区对中央的底线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维护越坚决、特区政府和社会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区所拥有的“高度自治”的程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间就越广阔、来自中央的政治约束也就越宽松、特区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会越通畅。

因此，“一国两制”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治”与“乱”、“兴”与“衰”乃系于香港社会一念之间的选择——

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从而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寻求最大的自治空间，并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变？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的管治权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来，真真确确系于香港社会的一念之间。

文/阎小骏（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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