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

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

在“一国”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注意力都会被牵制道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无益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其他更加紧迫的“在地”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

同样，香港“逢中必反”的舆论环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转变。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导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己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主权国日复一曰、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导，世界罕见。

出于爱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独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来北京对此保持了极大克制。但如果这样的舆论环境在未来长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但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问难以形成信任关系，且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就需要尽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从源头开始建立起香港未来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还有一项重建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条件，即香港社会要对国家安全承担起政治和宪制责任。

实际上，基本法已经授权给香港特区，按照自己的法治传统“量身订做”国家安全的立法，未来这一立法过程将由香港特区自行主导、开展广泛的公众谘询、受香港社会全方位监督。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只有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具有实质效力的国家安全机制，才能真正体现出香港社会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决心，有效回应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关切。

如果这一工作始终被香港社会延宕的话，那么不但无助于恢复信任，反而会对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间造成大的损害。

总之，香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是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及早着手进行。香港本地的各界精英应在这一进程中放下成见、率先垂范，起到引领而非阻碍的作用。

“港独”

历史上最早的“港独”思想与组织，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后，“港独”思潮和运动均被“民主回归”的浪潮取代，几乎被历史所遗忘。

“港独”主义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运动”和“香港独立建国”两种约略相似、但互有差异的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论述，辅以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土主义、本土优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号，主要诉求是要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切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求实现“香港民族自决”，在香港建立脱离中国管治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自治城邦”。

在组织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独”主义组织最初往往借助互联网，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组成，成员也较为低龄，并使用从“独立建国”、“命运自决”到“全民制宪”、“本土优先”等烈度不一的口号标语。

同时，本土派的抗争运动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有组织化和暴力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焚烧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帜、还是袭击内地游客、制造爆炸性武器，无不反映了香港的激进反对派运动正在极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港独”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体中的传播，标志着香港政治对抗图景中的主要矛盾，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三项主要转变。

第一，香港政治对抗的主题和主要诉求有可能已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争民主、争普选”迅速转变为“争自决、争独立”，香港回归以来的民主之争有可能转化为后“占领运动”时代的“统独之争”。香港发生的政治对抗将首次超出本地范畴，对国家的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产生直接威胁。

第二，香港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从1997年以来和平、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转变成暴力、激进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和“勇武抗争”，将对社会安宁、公共秩序和特区管治造成直接威胁。

第三，在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民主回归”派（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边缘化，并为更年轻及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和组织所取代。

这三项主要变化，极有可能会彻底改写香港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图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绪和“抗中”行动又被某些政治派别操弄和放大，被社会其他成员默许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纵容。这些情况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

面对新的“港独”思潮和力量的挑战，在香港社会建立新的底线政治共识——“基本法共识”一一将变为北京在未来极为紧迫的任务。

这个“共识”将要求：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无论香港的政治力量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认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应是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

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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