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岛读]香港问题，北京的底线在哪？

[侠客岛按]

不平静的日子里重读旧书，总会有别样的收获。

三年前，岛叔在书店里闲逛，就着当时对香港问题约略产生的好奇，从书架上挑选了一本名字看上去倾向并不明显的书，题为《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作者是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阎小骏副教授，北大本硕、哈佛博士。

书薄薄一本，很快便翻完，画满了长长短短的线，也做了不少笔记，深受启发。

三年后，香港波澜再起。重读此书，发现其中的一些预言已经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占中”之后社会运动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态，以及至今频仍的政治困局。

但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框架在于，本书从京港两地如何构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发，坦率地勾勒出了北京的“底线关切”、香港的困局与心结。

今天，岛叔整理出了书中的一些内容，推荐给大家。对于关心香港的所有人，无论身处内地还是香港抑或海外，这篇文章应该都值得一读。有时间的话，岛叔尤其希望香港各界读读这本书。

位置

边陲，按《辞海》的解释，就是边疆。香港位处中国大陆的南大门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带。

在政治边陲和政治中心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决定政治核心将采取何种政治态度与管控政策来治理边陲地带的关键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与政治边陲之间的永恒心结。

如何处理庞大国土中的政治边陲，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主体的重要任务。边陲若不靖，国土则不安。从历史到今天，中国政治处理边陲问题往往遵循五个原则。

第一，是领土统一原则。任何边陲地带如果出现武装反叛、独立、颠覆性内乱或者与外国政权相勾连，可以预期的是来自权力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第二，是主权治权不可分原则，既行使主权、也行使治权。譬如，即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清廷仍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大臣，直接监管西藏的治理事务。中国政治中从来没有分割主权与治权的传统。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原则。中国政府对于国土疆域之内的边陲地带采行文化多元主义的治理手法，允许不同于国家主体文化的地方特殊文化在边陲地带存续和发展，一般不加干预。

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则。中国政府对于边陲地带的治理，从传统上始终给予较大的自治空间；中央亦尊重边陲地带特殊的政治秩序。

第五，是国家认同原则。中国历代政府在处理政治边陲事务时，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边陲社会必须建立起稳固的国家认同，并通过日常行政和社会生活表达出来。国家认同是否稳固，直接决定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采取“剿”还是“抚”的政策。

从古到今，这五项原则构成了中国治理结构中处理政治边陲事务的政治基础。

自香港开埠到1997年回归的近一个半世纪里，香港始终游离于中国主体的政治结构之外，是极为特殊的边陲。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这两个历史事件，标志着香港再次成为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国两制”的安排，恰恰旨在保证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这两项原则下，在崇尚大一统的中国政治中，这是特殊之特殊的安排。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独立。既然京港关系属中央与边陲之关系，那么前述的五项政治原则是全部适用于香港治理的。

作为政治边陲的香港，无论是自治空间的存续还是未来发展的保障，都离不开妥善处理自己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决于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中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国家的政治秩序、承认国家的管治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国家的代表标志。

底线

中央权力对于政治边陲的治理是具有底线关切的。

底线关切是权力中心在边陲地带最关注的核心利益和优先事项。这些关切是否得到边陲社会的切实回应、相应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决定中国历史上，中央权力对边陲地带或战或和、或剿或抚、政治管束或松或紧的具体政策。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层对港奉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央的底线关切是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维持。正是在这个底线关切下，中央政府采取了对港澳暂时不动、充分利用其独特地位的办法。

第二代中央领导层在香港的底线关切，则可用八个字概括，即：“顺利回归、平稳过渡”。

2003年以后，中央在香港的底线关切逐步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过程是因应香港社会的实际状况和特区政治中渐次萌生出的新情况而产生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驻港机构主要官员的历次发言均清晰体现出，中央在港的底线关切已全面转变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三个要素，势必成为将来相当长时间内北京研判香港局势和调整对港政策的关键考量，势必构成未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新的底线关切。

观念

变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两制”之间的回旋余地才会更大，“自治”空间才会更灵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实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别无他途。

要构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础，关键就在于香港社会能否在未来的时间里与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其中，转变观念或许是其中最基础的步骤。

就香港而言，这起码关涉到三方面观念的改变——

第一，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和或有或无的不以为然心态。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上不应再继续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员，而是标准的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尊重两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但并非意在两制之间区分高下。

第二，香港社会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来抵抗中国影响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观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许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就不会尝试让香港“大陆化”或者强行转变为所谓“一国一制”。香港社会亦需要以高度自信来践行“一国两制”，敞开胸襟与国家主体部分展开交流与合作。

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曾以精当的语言批评过这一现象。他说：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

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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