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欢案的意义，绝不止于“改判”）
今天上午，于欢案尘埃落定。
山东省高院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构成自首，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5年。
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于欢的命运，经历了蹦极式的改变。
改判
改判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判决书显示，案发当时杜志浩等人在较长时间里对于欢、苏银霞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为，并伴有侮辱和对于欢间有推搡、拍打、卡项部等肢体行为；民警达到现场后，于欢和苏银霞准备随民警走出接待室时，杜志浩等人阻止二人离开，并对于欢实施推拉、围堵等行为，在于欢持刀警告时仍出言挑衅并步步逼近，对于欢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胁；于欢是在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才持刀捅刺，且其捅刺的对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前围逼的人，且仅对围在身边的人进行捅刺，可以认定其行为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
因此，法院对于欢及其辩护人、出庭检察员所提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于原判认定于欢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予以纠正。
二是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判决书显示，杜志浩一方虽然人数较多，但其实施不法侵害的意图是催讨债务，在催债过程中均未携带使用任何器械；在民警进入接待室前，在于欢实施防卫时，杜志浩等人此前进行的侮辱行为已经结束，此时只是对于欢有推拉、围堵等轻微暴力行为；于欢是在民警已到达现场的情形下实施防卫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事件处置，于欢可以透过玻璃清晰看见警灯闪烁，应当知道民警并未离开；在于欢持刀警告不要逼过来时，杜志浩等人虽有出言挑衅并向于欢围逼的行为，但并未实施强烈攻击。即使是被捅刺后，也没有人对于欢实施暴力还击行为。
法院认为，于欢面临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却持利刃连续捅刺四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严重超出了不法侵害人对其推拉、围堵、轻微殴打通常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损害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条分缕析之间，法院认为杜志浩的行为虽然亵渎人伦、严重违法，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但不意味着于欢因此而实施的防卫行为在强度和结果上都是正当的，都不会过当。
无情的法律，给出了理性的解释。
公开
因为于欢案高度的社会关注度，因此，公开的释理说法、及时的文书公开、全面的庭审直播，让于欢案的二审以透明的方式走入民众的视线之内。
5月27日，于欢案二审开庭后，山东省高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监督员、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基层群众代表、当事人家属以及媒体在内的100余人旁听庭审，并运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审过程。
据统计，长达15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山东高法共发出了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在内的133条微博，对案件进行了全程直播，一字不差，包括于欢本人及其母亲苏银霞对于受辱情节的描述。
这些之前在媒体报道中最刺激读者神经的“辱母”情节，在直播中也得到了澄清。相关证人证言指出，“杜志浩等十余人在长达一小时时间里用裸露下体等手段凌辱苏银霞”“杜志浩等脱鞋塞进苏银霞嘴里、将烟灰弹在苏银霞胸口”等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于欢、苏银霞均未证实听到或者看到“讨债人员在源大公司播放黄色录像”。
二审判决发布后，山东省高院还主动发布《山东高院负责人就于欢故意伤害案答记者问》一文，对舆论焦点做进一步说明澄清。
此前，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人民法院报》以《于欢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为题发表文章，肯定了网民评论的理性与成熟，坦陈“握有法槌的法官只有认真正解法律中的政治诉求、道德诉求、人心诉求和其他相关因素，或者说是领会了在这些诉求之下的法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法律’的真实含义。”
这种开放自信的司法心态，值得称道。
舆论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舆论的介入，于欢案很难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在媒体技术日趋发达的今天，及时的信息传播催生了强烈的共情效应。恰如岛叔之前所说的那样，“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面对舆论的哗然，3月26日，公检法三家开始密集发声和表态。
山东省高院披露：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于欢对一审判决不服已经提起上诉，山东高院于3月24日受理此案，合议庭现正在全面审查案卷。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转载了山东省高院的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派员赴山东对该案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媒体反映的警察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接着，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表示，第一时间抽调公诉精干力量全面审查案件，在该案二审程序中依法履行出庭和监督职责；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等，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
山东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宣布：已派出工作组，对民警处警和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核查。
虽然在舆论的倒逼下，最先尴尬的是司法，但因为坦陈，舆论的关注反倒成了推动公正的积极力量。不过，舆论与司法的界限依然是明晰的，审判过程的独立，不应迎合任何势力，包括舆论。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在二审意见书中就指出，“司法与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既要让无辜者不致蒙冤，也要让有罪者承担责任。司法与舆论都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司法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案件事实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事实上，在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面前，法官具有公正的自信、独立的地位和相当的权威。媒体对个案的报道，只能提高社会关注度。但如果审判的尺度被舆论所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
衡平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种正义。
二审的判决，肯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不过，平静的舆论，至少证明大多数人能接受这样的改判。
在意大利法学家卡拉玛德雷的《程序与民主》一书中，作者认为法官是司法戏剧的主角，但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不是“由纯粹逻辑制造的无生命的存在”，司法过程更不是法官的独白，而是对话与交流、起诉与答辩、攻击与回应、主张与反驳的互动。换言之，法官要综合地考察影响个案的多重因素，天理、国法、人情，还有诸多影响案情的细节……
这种综合考察，在法学领域有一个美妙的词汇来概括，就是“衡平”。每一项司法裁判的背后，都蕴含着法官对于各种利益的考量、选择与分配。这也是于欢案二审改判的动力所在。
再看一审，一个可怕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考虑到案件的高利贷和非法逼债等情节，没有考虑到案件的“防卫性质”，结果认定为纯粹的故意伤害案，给了于欢过重的判罚。
从广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司法过程是一种利益的衡量，所以，司法效果就不得不成为法官的注意事项。现行的司法政策，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学界有人批评，但更多学者坚决支持。
不难想象，个案虽小，但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和标志导向，无疑会影响到当下的社会心态，也会影响今后的行为选择。特别是在处理于欢案、许霆案、彭宇案等影响性诉讼时，因为事件比普通个案更具社会关注度，法官不仅要考虑案件本身，还应考虑案件对法治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影响，否则，衡平不在，正义也将难以实现。
幸运的是，于欢案的二审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