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当众多的县都趋之若鹜时，很多事情实际上已有些变味儿。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为何收窄撤县设市的口子？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少地方为了改市，往往好大喜功，甚至弄虚作假，编造相关数据，从而扭曲了城镇化的方向与目标，出现城镇化“虚热”：一方面，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一些地方出现供大于求的“鬼城”；另一方面，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并没能跟上。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土地财政”。一些县份动辄就是“举全县之力”撤县设市，政府目光所及之处，仍是农民的土地，是可以通过土地变现的“钱景”。不仅没有心思发展现代农业、新型产业、社会服务业等，甚至连基本的城乡公共服务也缺乏热情。这样的做法，依旧是一种以追求GDP为目的的政绩工程，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相去甚远。
城市的发育、壮大，固然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但本质上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目前而言，将一些地方经济中心撤县设市，使其实现从农村政区向城市政区的转化，从而能够容纳大量农村转化人口，是符合经济发展形势的。只是，这其中需要与时俱进地设定必要门槛，民政部原有的撤县设市标准，有些已经过时。比如，特别强调GDP，强调非农人口占比，已不适应当下的情况。
无论如何，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应该虑及长远，格外谨慎，不能动不动就一窝蜂围拢而上，不能“有条件要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改”。毕竟，市也好、县也好，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是增进民生福祉，让老百姓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