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金被广平县看守所收押其间，郑成月还曾多次看他，给他送吃的。有在押人员欺负王书金，也被郑成月找人严重警告。以至于王书金在看守内提起郑成月，就称“我哥”。
郑成月曾问过王书金，“我最后问你一次，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你作孽太多，肯定是活不成了，要是再说假话，还会害很多人。”
王书金承诺没有撒谎。郑成月就鼓励他，“你就是去死，也要像个男人。”
郑成月为了“像个男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上级有关领导视作异类，他很快被边缘化，不管人不管事儿，家庭的收入和阶层也每况愈下。有一次，他去法院办事，无意得罪了保安，就被当场打了一顿。
受他影响的王书金，在看守所内却找回了久违的自尊。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告诉我，王书金早年强奸杀人，原因多端，甚至都有一些生理因素，因为他在河南与马某组成家庭后，就再无犯案。在被抓后，王书金的道德感和精神自觉越来越强，坚持自己的案子自己担。他认为，如果可以为聂案平反出把力，就能为自己洗去一些耻辱，也算为孩子积点德。
他和马某生过三个孩子，最早的男孩生下来养不起，以四五千元的代价，转让给了荥阳农户。剩下的孩子跟随马某改嫁，也在当地落了户。极少数记者知道马某的下落，也都没有去惊扰他们。
马某和现在的丈夫都不愿意再提王书金。为了能介入王书金案，马云龙精心选择了律师，找到了马某，再三说服，马某同意做为王书金孩子的监护人，代行委托权。
聂树斌家和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由马云龙等热心人士联络，为聂家维权和媒体报道都提供了极大便利。唯如此，11年来，王书金案才有可能与聂树斌案互生共振。
2013年6月，马云龙“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预告并未得验，王书金在之后的两次庭审中，都坚持此前供述，尽管他涉聂案的供述，被河北高院不予认可，但在舆论和道义上，仍给聂案争取了必要的空间。
马云龙姿态勇烈，对中国法治也寄予信心和期望。从2013年6月到今天，在聂案报道者的微信群中，他总是最有信心，一直相信聂树斌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2015年6月，我在北京见到马云龙。当时坊间有消息说，聂案最大的阻挠者、河北省时任政法委书记张越已纳入纪检部门视野，好几家媒体已经开始搜集采访他的材料。这为马老师增添了不少信心，只是，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风风火火的记者，他只能联系与自己隔了一辈的后辈们，老少协力，把事情往光明的方向使劲推推。
那一阵子，郑成月也带着邯郸市一位警官在北京找记者。这位警官的下属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遭遇张越的阻挠和打击，办案警察被抓起来刑讯逼供，大家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警察中的“异类”郑成月求助。
活着的聂树斌是不幸的。死了的聂树斌，似乎又有几分幸运。再回过头，聂案“一案两凶”从曝到聂树斌平反，十一年间，不但贯穿中国市场化媒体激荡变迁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民间朴素正义的冒险与决绝。
正义不但会迟到，其实也容易缺席。十一年来，为了唤醒聂案那228页卷宗，太多人付出了太多。祝福他们。
